与此同时，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的这种漏洞百出的举措继续有增无减。1936年，“农业经济局”报告说，就棉花而言，农场收入起码和还不存在“美国农业管理署”的时候一样高，甚至更高。第二个月，康奈尔大学的詹姆斯·E. 波义耳（James E. Boyle）在《大西洋报》上论证说，农管署得为至少200万失业者负责，特别是失业的小佃农和农场劳工。尽管农管署本意是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历史学家吉米·鲍威尔（Jim Powell）评论说，农场主“发现自己的境况实际上更坏了”，因为罗斯福的“国家复兴总署”在强行抬高制造品的价格方面更成功，包括农场主在内的消费者都得为此买单。
罗斯福的农业衣钵
不幸的是，政府对农业大规模的干预从来不曾放手。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大家把这十年和政府削减与遵从市场原则联系在一起，但农业计划每年还是吃掉300亿美元，其中的2/3采取的是补贴的形式，另外1/3是消费者付出的更高的价格。这些项目背后的主要机制是价格支持：联邦政府主动为农场主支付每件产品一定量的钱；在这个价格上，农场主愿意卖多少，政府就买多少。因此，如果联邦政府出的价高于市场价，农场主就不在市场上卖东西了。因此，政府常常把大量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积存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必得琢磨出，怎么把这些东西打发掉，同时又不把价格压下去。经常的情况是，政府干脆把东西毁了。罗斯福的农业衣钵一直留到了如今。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部每年下令销毁：
★ 5000万个柠檬
★ 10000万磅葡萄干
★ 10亿个橘子
花生的生产配额具有把花生和花生酱的价格翻一番的效果。奶制品补贴更荒唐，美国的每头奶牛每年得到的补贴高达700美元——埃里克·山斯伯格教授（Evic Schansbery）指出，“这个数比世界半数人口的收入还多”。确实，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的食糖价格比世界价格高500%，就是由于政府的价格补贴。这对种甘蔗的人来说当然是个好处，他们从这个政策中每年平均得到了235,000美元。但是，这政策让消费者每年花了30亿美元，把美国所有用糖的行业置于与外国生产者不利的竞争劣势中，后者不曾被迫为糖出这么膨胀的价钱。
罗斯福反企业的狂热延迟了恢复
新政的另一些方面也破坏了经济。新政的劳动法同样增加了与社会保障有关的劳动力成本，这进一步在失业问题上雪上加霜——按照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Richard Vedder）和拉威尔·伽拉维（Lowell Gallaway）的说法，到1938年，又有120万人失业。
经济史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论证说，“政体不稳”也阻挠了恢复。商人和投资者拿不准联邦政府下一步要干什么，又会有什么惩罚性的措施加在他们头上，就干脆不投资了。希格斯还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长期投资特别受打击。在证券市场上，长期债券的风险酬金巨大，表明行业领导人对未来非常不确定。希格斯从20世纪30年代搜集的调查数据暗示，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变成了对未来政府政策的不确定。商人对占据白宫的那些人反商业狂热的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是很在意的。
劳工立法的后果
罗斯福用《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即为人所知的1935年《瓦格纳法案》），为有组织的劳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标准课本想当然地以为对工会好的就对工人好（尽管现代工会的整个目的，是把人们排挤在一个行业之外，而不是为工会里的工人提高工资）。事实却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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