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十年相比，在国内和国际，20世纪20年代确实呈现为一个政府干涉减少的时代。但是，前十年，毕竟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其中。因此，与前十年相比，尽管政府开销与外事介入确实下降了，但是比战前还是高得多。这就是经济史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所谓的“棘齿效应”：尽管政府规模在一个紧急事件的余绪中必定有所缩减，但它永远也到不了事件前的水平。它的规模、它的花费、它的税收，比事件期间低，但比事件前高。
降税……
一战期间，最高所得税率从7%增加到难以置信的73%。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哈定和柯立芝两任下的财长，相信这种令人窒息的税率对经济有害。他还相信，这么高的税率，与较低的税率相比，为联邦政府产生的税金也比较少。（梅隆因此预见到了经济学家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的论点以及他的“拉弗曲线”，这东西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引起了关注。）过分高的税率，导致富人对着这种惩罚性质的税收藏富，而不是显富。如果他们拿钱投资，而且收益很好，那么联邦税则只允许他们从赚得的1美元中留下27美分；但是，如果他们拿钱投资，却失败了，他们将损失1美元中的100美分。感而不谢，许多美国人说。
大批美国富人把钱放在免税的州，并且买市政公债——一条利益不很大的财路，当然是这样，但是，他们至少有点回报，而且你收不得他们的税。与此同时，企业家缺乏资本。本来或许会贡献于企业投资的钱，让州公债绑住了。各州快被现金淹死了，于是在各种各样不见得有好处的项目上花钱，但是私人企业层面陷入了麻烦。
梅隆因此想到税收减除对国家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在他的影响下，费了十年的工夫，税率全面削减，所有的税级都减。最高税率，因为它是那么高，得到了最大的降低，从73%降到40%，后来又降到25%，但是最大比例的缩减发生在较低收入者的税级中，此时此地人们看到他们的所得税负担大部分消除了。
结果，不但联邦税收果真增加了——这是梅隆政策的一个不幸的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翻了几翻。减税的这些举措，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1926年，失业率降低到了难以置信的1%。
不，哈定和柯立芝并没有建立起“公平交易”、“新政”、“新边疆”、“大社会”或者“新盟约”这样的宏大工程。在大多数时候，他们仅仅置身于经济之外，置身于人民的生活之外。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到了那十年收尾的时候，美国人可以吹牛说占有世界总产值的34%，其后是英国和德国，各自仅占10%多一点。难怪历史学家们讨厌哈定和柯立芝；这两个总统的成功表明：如果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连同他们那些辉煌灿烂的计划，收住手脚，扔下我们不管，这个国家又会富多少啊。
接下来，一个像柯立芝那样从不装腔作势的人，在今天要能当选，那简直不可想象。他没做竞选允诺，通过税收或者其他政府计划，以这部分人为代价致富另一部分人。他理解，“心是好的”政府计划能造成什么破坏；他理解，宪法制定者所憧憬的美国政府权力有限的性质。从如今的总统候选人的嘴里听到的大话，那是大得没边了。
选举加尔文·柯立芝当总统的美国，体面，合适。他们的总统，是这么一种性格的人：他不发动辉煌浩大的经济计划和社会改造计划，没有什么兴趣管世界上那些麻烦的闲事儿。评论家亨利·路易斯·孟肯（H. L. Mencken）这么说他：“他当政那会儿，没什么兴奋的事儿，可也没有什么头痛的事儿。他没思想，可也不招人讨厌。”但愿同样的说法，也能适用于他的那些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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