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农业的闲事
胡佛的农业政策是另一场灾难。自从一战结束以后，农场主哭着喊着要政府的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其中包括要求帮助提高农产品价格。（解释一下：农场主希望政府把食品和服装弄得对人人都更贵，为的是给他们带来好处。）农场主日子难过，是因为农场主太多了——多得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一战期间，欧洲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扰乱，美国的农业扇面急剧扩大。等到战争结束，那就没有什么道理指望美国肿胀起来的农业扇面还保持相同的大小。人和资源都得转移到工业方面，以生产美国人真正需要的货物。
胡佛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试图改善众多美国农场主的境况。联农委贷款给农业合作组织，这样农场主就把他们的产品（特别是小麦和棉花）善而藏之，待价而沽。然而，这个办法确实能称心如意地把价格抬起来，但是第二年农场主却兴高采烈地增加产量，把过剩问题搞得更加严重。最后，联农委通过它的“谷物稳定公司”，授权以远高于世界价格的价格收购美国农场主的小麦。于是农场主就把小麦卖给“谷物稳定公司”，而不是出口。政府的农业官员坚信：美国小麦脱离世界市场，必致世界小麦短缺，外国人很快就会哭着喊着要美国小麦。可是事与愿违，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生产者把美国的世界市场份额抢走了。
美国官僚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抬高谷物价格，但是，巨大的过剩小麦，被政府买去了，把谷物价格压得更低，因为世界知道这些小麦终究还得倾销到世界市场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几年后评论道：“胡佛试图赖以维持农产品物价的那些大收购公司，其效果是让市场整个乱了，制造了不确定性。”
问题是明摆着，有些政府官员足够诚实，承认要让这么一个计划管用，那就得强加严格的限制，得规定农场主生产多少才被允许。要求农场主自觉削减小麦和棉花种植面积，成了耳旁风。不遗余力地要抬高价格，联农委主席走得太远了，他号召各州长“立刻缩减耕作，把目前的每三行棉花变作一行”。
更热闹了：增加税收
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本意是为美国农业提供关税保护，到头来在政治上却没有可行办法单单把这种保护限制在经济中的一个扇面上。无数行业的压力集团纷纷扑向华盛顿，也要争关税保护。实际上，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一致敦促胡佛否决《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是胡佛充耳不闻，于1930年6月把这个税则签署为法律，25,000多种产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59%。
这一税则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出口工业。美国的商业伙伴的产品被关到了美国的大门之外，他们不可避免地就采取报复。比方说，意大利政府的反应，是对美国汽车征收双倍的关税——美国汽车在意大利的销量跟着就降低了90%。法国实际上把全部的美国产品都关在门外。西班牙的报复手段是把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增加到那么一种程度，以确保美国汽车在西班牙卖不出去。
还有其他方面的增税——太多了。1931年12月，安德鲁·梅隆，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降税的就是他，突然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要大规模地提高征税。国会和总统言听计从，结果就是灾难性的1932年《税收法案》。在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把税收提高到如此程度，空前绝后。所得税率急剧增加，对收入最高者征收的附加税从25%窜到63%。这意味着在大萧条中间，在迫切需要私人投资的时候，私人投资被搞得失去了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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