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核心是供需。需求最终必然落实到居民的个人消费上。美国人不能代替中国人消费。美国人消费交给中国的《美元是生产物资，不是钱》。而居民的消费，离不开“货币稳定，社会保障，就业预期”这三个要素。人民币升值贬值，以及所有经济政策，说复杂也复杂，剪不断，理还乱；说简单也简单，围绕这三个要素动脑筋就成。
那么请留意，张五常套用克鲁格曼的理论，反对任何社会保障，反而声称是“为了最穷的农民的利益”。看来，用一方面煽动仇富有理的民粹道德大封条，封住了公众的嘴巴，不准公众问《我们的利益在那里》。（旁语：“传统文化”允许民众问《我们的利益在那里》？孔子在那里“子曰”）。另一方面，却明目张胆地损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公众利益。如果不是因为“人性有私”的理解，真的想剖开这种人看看他的心是不是黑的！那么，抛开社会保障不谈，就事论事地谈低汇率操纵，就以对四川这样的地区外出农民工而言，真的有利吗？
其次，社会保障，它同时损害了包括农民工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业者的利益。最后，就业预期，大家都看到了，低价出口不可继续，农民工更大规模地失业！可见，就算是从农民工的利益角度上看，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其实，自由的市场汇率，避免形成货币波动的压力，从国内民众释放的购买力所带来的就业，至少不亚于低价出口带来的就业。更何况，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出口加工区还会向西转移，对西部大省的就业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本地加工出口的税收！
现在再回头看看，象张五常这样的香港利益者，以农民工为人质，为自己的集团捞取利益，手段是不是太卑鄙了一点？至于有博友提及的四川的谢作诗，这样的人很多；————人性本私嘛！要允许他人为自已的利益胡说八道。粗粗看了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水平笔者不清楚，但是谎言说得拙劣，利已色彩太浓厚，四川如果用这个人作为利益代表，怕是象麦凯恩请了佩林做搭当，呵呵，————要倒大霉了！谢作诗教授学术水平可能是有的，就是太蠢，————在笔者的字典里，人性本私，但是，“蠢与自私和邪恶”，是同义词。
人民币适当贬值，不是不可以讨论。但是，当官养的，官请的，海外资本代言的那些经济学家，利用中国大一统的宣传系统，宣扬自已的利益，“人民币要限制贬值”的话，首先要清楚，大陆是什么人的阶层在承受着贬值的代价，你们，打算怎么弥补大陆民众的损失？？？？？在没有相应对冲方案的前提下，道德煽情的所谓专家，是如何无良，参考《欣赏专家之无耻和无良》。
笔者从来不反对《民主方式博羿出人民币升值最佳的妥协方案》。笔者坚决认为，作为明显整体亏损的“低估人民币出口导向赚美元”的经济模式，充其量只能是过渡性的暂行方式。从开始接受这种模式的那一刻，就要制定退出途径；任何时侯，都要考虑如何退出。没有可以广泛接受的退出方案，就快刀斩乱麻。大不了，把狼心狗肺的国产的、进口的、出口转内销的《无知无良无耻的专家们》，一起斩掉！！革命一起时，还以为笔者是说笑话吗？
所以笔者请问张五常，或者还有向祚松，或者还有谢写诗，等等，你们对于中国退出殖民发廉价出口经济模式的方案，是什么？别告诉我们，“五十年不变！”，“直到永远！”。世界上不是不能冒险，但是冒险，一定要有止损退出的方案！你们有吗？而且，万一你们竟然还告诉中国民众，“做奴隶工场有益减肥”，那谁是谁非，还是让砍你们脑袋的郐子手们评说吧。
关于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美元流动性过剩的话题：
《周小川新瓶旧酒超主权货币歪点子》
《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和黄宗羲定律综合症金标准》
《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欧美国际资本赚钱了吗》
《东南亚金融危机谁得益——永恒的黄宗羲定律》
《人性本私！港台美日金融经济学家会为大陆人权利益操心吗》
《国际资本欧美列强是嗜腐生物习性》
《西方社会人权价值观的真相》
《"货币战争"，对中国老百姓人权利益财产权的大屠杀》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中国平民利益的恶耗》
《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是大跃进式的白日梦》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后人民币自然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IMF对美元流动性危机无能为力》
《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中美互动》
《美国有强烈释放美元流动性的利益动机》
《美元流动性危机前景的剖析》
该系列可以再参考“费雪教条，克鲁格曼，凯恩斯主义和通货紧缩”专题文章：
《服务于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吃饭财政的凯恩斯主义》
《被妖魔化的通货紧缩》
《费雪教条下罪恶的利益链》
《中国费雪教条——窃国大盗凯恩斯主义》
《市场信号是万能的，通货紧缩不可怕》
《通货紧缩有害论是主流经济学家集团犯罪！》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文章很多。其中关联比较大的文章有：
《妖魔化人民币升值何时了》
《施建淮：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真的不可以是一种选择吗》
《民主方式博羿出人民币升值最佳的妥协方案》
《坚定不移支持人民币升值，促进中国国民价值回归》
《人民币升值与我国恶性通货膨胀的“不正当关系“》
《回顾美国一直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必要性无可辩驳，策略诱歼国际投机资金》
《漫谈人民币升值贬值及黄金》
《出口导向，两千年后《地球史记》如此记录“美国管仲”打败中国》
《被出口导向奴役的农民工，请不要把奴隶岗位当成就业》
《中国不能简单跟学其他小国低估本币促进出口》
《出口导向，中国以超出历史所有战争赔款的代价背走了世界通胀》
《人民币不升值，农民就太苦了》
《中国可以从人民币低估中获利吗？》
《谈谈人民币汇率争论中的不道德行为》
《人民币升值有百利而无一害》
2009年4月30日星期四
操纵汇率，国际级的黄宗羲定律
到此为止，尽管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并没有真正从“低估人民币的出口”中得到利益，甚至真实利益是受害了；————但是，农民工的利益，却被另一些利益集团，抢着代表了！笔者想知道的是，象张五常那样自称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学家”，以及一些自称代表农民利益的民粹传媒人，他们，真的是代表农民的利益，还是，假借农民工的名义，为自已谋私利？————农民工这个“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多少有点代人受过！悲呼！
遍历操纵汇率过程中，国际资本和国内民众，这两个角色没有找到显著的受益者，那么只能是最后一个市场参与者：政府和央行！这个角色通过坐庄本币，积累了大量的存量的本币通量。（注意中国央行是增发了许多通量）。效果相当于回收货币。如果央行是注销这些货币，那么就是本币标价资产的通货紧缩。在凯恩斯主义成了绝对道德标准的20世纪未，没有任何一个“爱国政府”会这样做。结果，无论是泰国还是马来亚，或者韩国，统统很爱国地把这些钱花光在政府预算里，————税可没少收！而当外汇资金链断裂后，这些政府又以通货膨胀的方式高价买回外汇。这样，国内的民众也遭了大害。
真是一个有趣的结论！在公权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东方传统文化国家里，通过《黄宗羲定律》，无论是高估本币还是低估本币，政府都是最高效的吸血鬼！已经当了十几年低估本币的吸血鬼的中国政府，大概，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另一种吸血鬼。唯一不变的就是，几千万条不能杀的猪，还是最宝贵的、供养费用最重的国产动物。真是升，百姓苦；跌，百姓苦！只要是折腾，百姓总是苦。这就是《黄宗羲定律》。
真正的罪魁，真正鱼肉国民的吸血鬼，居然是国内某些特权阶层。看来，让刘仰宋鸿兵这些阴谋论的追随者，很有点不爽了。笔者揭露他们的罪恶，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不识时务？不懂潜规则？还是读者自已估量吧！至于那些一天到晚假借农民利益谋取自已私利的道德卫道士，不妨这样说，是不是“别有用心”，“道德败坏”，也同样让我们擦亮眼睛，看看这帮子小丑怎么唱戏。
反之，如果低估本币，象中国，象会造成以人民币估值意义上的高房价。注意，是人民币估值，用美元估值，中国的房价一直不算太贵！而宋鸿兵刘仰等为代表的阴谋论者，所谓“不能让美国资本廉价收购中国的资产”，再联系上他们一贯的“坚持低估人民币，维持高资产人民币估值，不能让美元资本廉价收购中国的资产”的“爱国”论调下，（注意人民币和美元的区别）；其险恶的用心，唯 一的解释就是让中国百姓高人民币估值追高房价这类人民币资产；而令美元资本可以高汇价进入中国市场，低美元结算价收购中国各类资产。
最后，使用阴谋论鼓吹高房价这些人，还有张五常，徐滇庆等所有不要持有人民币为目的，（常见是港币或美元），让这些人士套牢中国同胞，自已兑成美元资产移居外国！这就是民族主义者的目的？太恶毒了！太自私了！以致于笔者宁愿相信，宋鸿兵刘仰这些人，只是不懂装懂；借煽动极左民族主义情绪，多卖几本书而已！有趣的是，这些出卖祖国利益的卖国贼，却特擅长贼喊捉贼的伎俩，问侯谢国忠母亲的固然不少，跑到本博卖乖，“你不喜欢宋刘阴谋论，是为了你的主子利益”。有趣，笔者的主子，大概就是《我的利益在那里？》，如果不是喊捉贼的大贼，也就只有无私的太监才不能理解！
遍历操纵汇率过程中，国际资本和国内民众，这两个角色没有找到显著的受益者，那么只能是最后一个市场参与者：政府和央行！这个角色通过坐庄本币，积累了大量的存量的本币通量。（注意中国央行是增发了许多通量）。效果相当于回收货币。如果央行是注销这些货币，那么就是本币标价资产的通货紧缩。在凯恩斯主义成了绝对道德标准的20世纪未，没有任何一个“爱国政府”会这样做。结果，无论是泰国还是马来亚，或者韩国，统统很爱国地把这些钱花光在政府预算里，————税可没少收！而当外汇资金链断裂后，这些政府又以通货膨胀的方式高价买回外汇。这样，国内的民众也遭了大害。
真是一个有趣的结论！在公权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东方传统文化国家里，通过《黄宗羲定律》，无论是高估本币还是低估本币，政府都是最高效的吸血鬼！已经当了十几年低估本币的吸血鬼的中国政府，大概，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另一种吸血鬼。唯一不变的就是，几千万条不能杀的猪，还是最宝贵的、供养费用最重的国产动物。真是升，百姓苦；跌，百姓苦！只要是折腾，百姓总是苦。这就是《黄宗羲定律》。
真正的罪魁，真正鱼肉国民的吸血鬼，居然是国内某些特权阶层。看来，让刘仰宋鸿兵这些阴谋论的追随者，很有点不爽了。笔者揭露他们的罪恶，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不识时务？不懂潜规则？还是读者自已估量吧！至于那些一天到晚假借农民利益谋取自已私利的道德卫道士，不妨这样说，是不是“别有用心”，“道德败坏”，也同样让我们擦亮眼睛，看看这帮子小丑怎么唱戏。
反之，如果低估本币，象中国，象会造成以人民币估值意义上的高房价。注意，是人民币估值，用美元估值，中国的房价一直不算太贵！而宋鸿兵刘仰等为代表的阴谋论者，所谓“不能让美国资本廉价收购中国的资产”，再联系上他们一贯的“坚持低估人民币，维持高资产人民币估值，不能让美元资本廉价收购中国的资产”的“爱国”论调下，（注意人民币和美元的区别）；其险恶的用心，唯 一的解释就是让中国百姓高人民币估值追高房价这类人民币资产；而令美元资本可以高汇价进入中国市场，低美元结算价收购中国各类资产。
最后，使用阴谋论鼓吹高房价这些人，还有张五常，徐滇庆等所有不要持有人民币为目的，（常见是港币或美元），让这些人士套牢中国同胞，自已兑成美元资产移居外国！这就是民族主义者的目的？太恶毒了！太自私了！以致于笔者宁愿相信，宋鸿兵刘仰这些人，只是不懂装懂；借煽动极左民族主义情绪，多卖几本书而已！有趣的是，这些出卖祖国利益的卖国贼，却特擅长贼喊捉贼的伎俩，问侯谢国忠母亲的固然不少，跑到本博卖乖，“你不喜欢宋刘阴谋论，是为了你的主子利益”。有趣，笔者的主子，大概就是《我的利益在那里？》，如果不是喊捉贼的大贼，也就只有无私的太监才不能理解！
98金融危机教训：高估汇率民众可以得益吗？
以前我们讨论了很多“人民币汇率低估”，目前确实除美国外，几乎国国都有张五常这样的利益集团代言人，在鼓励低估本币补贴美国人消费。最近几篇文章，则是回顾十年前的危机时，包括泰国和印尼、韩国高估本币时的情况。宋鸿兵刘仰等人妖魔化国际金融资本时，常常混淆了两次危机的发生机制，是截然相反的。前两文《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和黄宗羲定律综合症金标准》，《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欧美国际资本赚钱了吗》讨论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东南亚国家象泰国，高估本币做庄美元时，国际金融大鳄没有赚着便宜，还给掀了鳄鱼皮。那么，在高估本币如泰铢汇率的时侯，东南亚国家居民，是不是有获利呢？
一个重要的市场参与人角色是东南亚国内经济民众。这些人前期享受了一定程度的物美价廉的生活。香港幸存者反映的所谓的房地产价格暴涨暴跌，是以美元估值的暴涨暴跌。以本币估值，其价格波动要小得多。这些民众的损失，主要体现在进口信用保证的外汇资金链断裂后，一些依靠进口的物资供应中断，生活水平出现了断档下跌。如同一个大贪污犯有一天不能贪污了，也不用坐牢不用还，可不能说是吃亏的。而中国体制内垄断既得利益者，象国营资产买办，取消他们的特权，他们认为是是吃了大亏的，————“高级公务员是改革最大的利益受损者”；————高！
作为东南亚国家劳动者的角色，也正如张五常所说的，低估的本币出口“令他们抢了欧美工人的廉价劳动岗位”；在中国，也就是四川河南这些地方的农民工了。而高估的本币，则令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岗位，被更廉价的国家，象中国、越南这些国家抢走。另一方面，低廉的进口物价，在缺乏国内信用消费杠杆化，以及社会保障缺乏的情况下，民众不见得愿意购买。事实上也没有钱。因此，高估本币，对于本国底层民众来说，在消费上是不利的。并且，高估本币，会令廉价进口品冲击国内生产者市场，从而进一步损害国内工作岗位。
但是，对于象没有社会保障的中国社会民众，储蓄是生死悠关的保命措施；对于有储蓄的民众来说，高汇率则相对有利。因为，本币购买力相对稳定，不会因为因应外汇储备增加的超额本币投放，从而不会出现额外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见，使用社会保障降低民众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预期，并稳定货币购买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是通缩还是通胀，都体现了不确定性，都将损害民众的消费预期。根据不确定性定律货币价值＝名义价格×（１/(风险权重＋不确定性)），只有不确定性尽可能压缩，消费预期才得以释放。而与消费预期相关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显然有三个：货币稳定，社会保障，就业预期。
显然，高估本币如人民币进口，会增加外汇（如美元）帐目上的负债，却不会影响国内货币的稳定；同时，在国内信用消费和社会保障没有建设好的情况下，对于就业预期是负面的。普通民众仍会受损。而从整个最高级的民族社会系统来说，至少是平本，损失的只是外汇的信用等级。这也是东南亚危机后，泰国等国家，不得不接受IMF很苛刻的外汇贷款条件的原因。苏联崩溃的情况，与之相似。整个过程，用中国一句俚语来说，“贪小便宜吃大亏”。
那么，高估的本币汇率，对于国内业务经营者来说，有利吗？
正常情况下，在汇率泡沫崩溃前，如同国内民众的储蓄一样，由于减少了因应外汇储备增加的超额本币投放，从而不会出现额外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经营者来说，稳定的货币环境，是稳定的利润的前提。特别对于银行、保险、基金、股权投资，这类资产类企业和经营者来说，意义犹为重大；————不过，中国的银行大体上集团里外勾结骗贷，使用通货膨胀冲销罪案的犯罪集团；稳定的货币政策，反而会令这些犯罪集团造成的坏帐，如消融的雪山一样暴露。
而对于炒楼者来说，除了使用价值以外，房屋唯一的意义，似乎就是传说中“抵抗通货膨胀”。如果没有了通货膨胀预期，至少就少了一个炒作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高估的本币，令到国际资本进入本国货币结算的股市、楼市，成本大增，而数量大减。因此，两年前资产泡沫高涨时，传闻的“人民币升值概念者象楼市”，其实是完全错了。人民币升值，对于国内的股市、楼市，是利空。笔者在差不多两年前，有一篇文章《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房地产暴跌80%》，谈过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不缺房子，最重要是完善租赁市场盘活存量》一文中，已经指出国内房地产，其实是供应已经严重过剩了。
可见，高汇率操纵本币，对于所在国的公众，经营者都不利。唯一的好处是对储蓄者有利。而中国经济计划者，则对此深恶痛绝。另一方面，高估本币，同时象98年以前的泰国，做庄泰铢高估本币，当外汇资金链断绝时，弥补在高估期间丧失的国内供应能力，所需的外汇成本大幅上升。进一步令该国不得不以１８０度转变，变成低估本币促进出口。这就是９８年发生在以泰国、印尼、韩国，还有今天的印度为代表的国家的因高估性操纵汇率造成的支付危机。当这一幕危机发生在美国时，则称为次贷危机。美国的情况不一样，是因为廉洁的政府、完善的消费信用体系、大比例的国家福利政策，令美国民众可以在高估本币期间，获得实在的利益。对于美国来说，消费导向的高估本币，是有利的。
因此，一些人以“无限升值人民币”的结果，作为维护“低估人民币”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笔者的观点一如以往，《任何市场干预都必然是利益转移》，市场是不能干预的。政府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社会保障。
关于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美元流动性过剩的话题：
《周小川新瓶旧酒超主权货币歪点子》
《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和黄宗羲定律综合症金标准》
《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欧美国际资本赚钱了吗》
《高估本币进口，民众会得益吗？》
《低估本币出口，民众会得益吗?》
《东南亚金融危机谁得益——永恒的黄宗羲定律》
《人性本私！港台美日金融经济学家会为大陆人权利益操心吗》
《国际资本欧美列强是嗜腐生物习性》
《西方社会人权价值观的真相》
《"货币战争"，对中国老百姓人权利益财产权的大屠杀》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中国平民利益的恶耗》
《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是大跃进式的白日梦》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后人民币自然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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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对美元流动性危机无能为力》
《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中美互动》
《美国有强烈释放美元流动性的利益动机》
《美元流动性危机前景的剖析》
该系列可以再参考“费雪教条，克鲁格曼，凯恩斯主义和通货紧缩”专题文章：
《服务于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吃饭财政的凯恩斯主义》
《被妖魔化的通货紧缩》
《费雪教条下罪恶的利益链》
《中国费雪教条——窃国大盗凯恩斯主义》
《市场信号是万能的，通货紧缩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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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市场参与人角色是东南亚国内经济民众。这些人前期享受了一定程度的物美价廉的生活。香港幸存者反映的所谓的房地产价格暴涨暴跌，是以美元估值的暴涨暴跌。以本币估值，其价格波动要小得多。这些民众的损失，主要体现在进口信用保证的外汇资金链断裂后，一些依靠进口的物资供应中断，生活水平出现了断档下跌。如同一个大贪污犯有一天不能贪污了，也不用坐牢不用还，可不能说是吃亏的。而中国体制内垄断既得利益者，象国营资产买办，取消他们的特权，他们认为是是吃了大亏的，————“高级公务员是改革最大的利益受损者”；————高！
作为东南亚国家劳动者的角色，也正如张五常所说的，低估的本币出口“令他们抢了欧美工人的廉价劳动岗位”；在中国，也就是四川河南这些地方的农民工了。而高估的本币，则令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岗位，被更廉价的国家，象中国、越南这些国家抢走。另一方面，低廉的进口物价，在缺乏国内信用消费杠杆化，以及社会保障缺乏的情况下，民众不见得愿意购买。事实上也没有钱。因此，高估本币，对于本国底层民众来说，在消费上是不利的。并且，高估本币，会令廉价进口品冲击国内生产者市场，从而进一步损害国内工作岗位。
但是，对于象没有社会保障的中国社会民众，储蓄是生死悠关的保命措施；对于有储蓄的民众来说，高汇率则相对有利。因为，本币购买力相对稳定，不会因为因应外汇储备增加的超额本币投放，从而不会出现额外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见，使用社会保障降低民众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预期，并稳定货币购买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是通缩还是通胀，都体现了不确定性，都将损害民众的消费预期。根据不确定性定律货币价值＝名义价格×（１/(风险权重＋不确定性)），只有不确定性尽可能压缩，消费预期才得以释放。而与消费预期相关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显然有三个：货币稳定，社会保障，就业预期。
显然，高估本币如人民币进口，会增加外汇（如美元）帐目上的负债，却不会影响国内货币的稳定；同时，在国内信用消费和社会保障没有建设好的情况下，对于就业预期是负面的。普通民众仍会受损。而从整个最高级的民族社会系统来说，至少是平本，损失的只是外汇的信用等级。这也是东南亚危机后，泰国等国家，不得不接受IMF很苛刻的外汇贷款条件的原因。苏联崩溃的情况，与之相似。整个过程，用中国一句俚语来说，“贪小便宜吃大亏”。
那么，高估的本币汇率，对于国内业务经营者来说，有利吗？
正常情况下，在汇率泡沫崩溃前，如同国内民众的储蓄一样，由于减少了因应外汇储备增加的超额本币投放，从而不会出现额外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经营者来说，稳定的货币环境，是稳定的利润的前提。特别对于银行、保险、基金、股权投资，这类资产类企业和经营者来说，意义犹为重大；————不过，中国的银行大体上集团里外勾结骗贷，使用通货膨胀冲销罪案的犯罪集团；稳定的货币政策，反而会令这些犯罪集团造成的坏帐，如消融的雪山一样暴露。
而对于炒楼者来说，除了使用价值以外，房屋唯一的意义，似乎就是传说中“抵抗通货膨胀”。如果没有了通货膨胀预期，至少就少了一个炒作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高估的本币，令到国际资本进入本国货币结算的股市、楼市，成本大增，而数量大减。因此，两年前资产泡沫高涨时，传闻的“人民币升值概念者象楼市”，其实是完全错了。人民币升值，对于国内的股市、楼市，是利空。笔者在差不多两年前，有一篇文章《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房地产暴跌80%》，谈过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不缺房子，最重要是完善租赁市场盘活存量》一文中，已经指出国内房地产，其实是供应已经严重过剩了。
可见，高汇率操纵本币，对于所在国的公众，经营者都不利。唯一的好处是对储蓄者有利。而中国经济计划者，则对此深恶痛绝。另一方面，高估本币，同时象98年以前的泰国，做庄泰铢高估本币，当外汇资金链断绝时，弥补在高估期间丧失的国内供应能力，所需的外汇成本大幅上升。进一步令该国不得不以１８０度转变，变成低估本币促进出口。这就是９８年发生在以泰国、印尼、韩国，还有今天的印度为代表的国家的因高估性操纵汇率造成的支付危机。当这一幕危机发生在美国时，则称为次贷危机。美国的情况不一样，是因为廉洁的政府、完善的消费信用体系、大比例的国家福利政策，令美国民众可以在高估本币期间，获得实在的利益。对于美国来说，消费导向的高估本币，是有利的。
因此，一些人以“无限升值人民币”的结果，作为维护“低估人民币”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笔者的观点一如以往，《任何市场干预都必然是利益转移》，市场是不能干预的。政府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社会保障。
关于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美元流动性过剩的话题：
《周小川新瓶旧酒超主权货币歪点子》
《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和黄宗羲定律综合症金标准》
《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欧美国际资本赚钱了吗》
《高估本币进口，民众会得益吗？》
《低估本币出口，民众会得益吗?》
《东南亚金融危机谁得益——永恒的黄宗羲定律》
《人性本私！港台美日金融经济学家会为大陆人权利益操心吗》
《国际资本欧美列强是嗜腐生物习性》
《西方社会人权价值观的真相》
《"货币战争"，对中国老百姓人权利益财产权的大屠杀》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中国平民利益的恶耗》
《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是大跃进式的白日梦》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后人民币自然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IMF对美元流动性危机无能为力》
《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中美互动》
《美国有强烈释放美元流动性的利益动机》
《美元流动性危机前景的剖析》
该系列可以再参考“费雪教条，克鲁格曼，凯恩斯主义和通货紧缩”专题文章：
《服务于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吃饭财政的凯恩斯主义》
《被妖魔化的通货紧缩》
《费雪教条下罪恶的利益链》
《中国费雪教条——窃国大盗凯恩斯主义》
《市场信号是万能的，通货紧缩不可怕》
《通货紧缩有害论是主流经济学家集团犯罪！》
98东南亚金融危机欧美国际资本赚钱了吗
前文《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和黄宗羲定律综合症金标准》谈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持有人民币的国际自然人或法人，可以买到主要的通货品种，以及主要的物资”。外汇是用来买东西的！象中国这样以为“外汇是用来增值”的计划经济SB国家，世界上极其罕有。大国而言，仅此一家。因为，低估本币出口，固然可以令本国方便地成为他国的经济殖民地；相应地，手中多了他国的货币，本币就有了升值的压力；（他方通货流通量减少）；不得不重新借给对方用。这种对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而高估本币效果则相反；相当于是政府（或央行，在落后国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用外汇做庄本国货币，高位出售本币。这是危险的，高估本币意味着本币抛压沉重。如果外汇供应不足，就会出现资本链断裂的本币汇率暴跌。相当于市场交换中供应不足，只能降低本币报价。抛压压力甚至来自于握有本币发行权（相当于大小非造空权）的央行，这就是东南亚经济危机时，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本币贬值的堰塞湖。外汇储备的积极意义，就在于避免高估本币有利于廉价进口。象中国这样低估本币的出口国家，外汇储备有什么经济意义，真是不知所谓！似乎就是殖民地宗主国对买办阶级的打赏了。这就是极左民族主义阴谋论者的主子！
根据不确定性定律货币价值＝名义价格×（１/(风险权重＋不确定性)），外国投资者高价买入该国货币，（象97以前美元买泰铢）；唯一支撑的逐利动机，就是泰国资产名义价格和它想象力空间。也即，该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一旦这种前景呈现明显的泡沫化时，就成了有缝的鸡蛋，惹来索罗斯这样的苍蝇，到底是索罗斯这类“每个毛孔滴着血的资本逐利本性”呢，还是，象泰国马来西亚这样的民族主义经济国家，做庄本币的逐利本性呢？尽管后者，用的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名义。
如果97 年泰国马来西亚这些高估本币的国家是民族主义，那么中国这类压榨本国平民利益出口导向保国企的国家，又是那门子的民族主义？极左？高估本币做庄，外汇资金链断裂的国家，象前苏联，还有金融危机的韩国，东南亚国家，还有90年代初的英国，就是这样的类型。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国家，象泰国和马来西亚，是为了高估自已的房地产美元估值。这些国家把泰株和马币高估了至少一倍！但是用泰铢或马币估值的该国房地产，反而不会显得太贵。由于央行高估本币进口，相当于增加外汇项目负债，对冲国内通货膨胀，所以这些国家的国内物价是平衡的。这和格林斯潘在美国的政策一模一样。
所以贵与不贵，要懂得使用易位思维，从单一的价值单位去衡量才有意义。房地产不是生产性的资产，高房价不会带来高增长。当东南亚国家的名义价值泡沫浪朝退去后，美元资本蒙受重大损失后夺路而逃，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神话也就打回原形。1997年，这些国家是经历了一场小范围的，没有GDS的次贷危机，————外汇支付能用的信用危机，支付危机！这种危机，与中国今天咎由自取的SB危机，完全相反！
可见，根本看不到任何国际金融资本剪羊毛的可能性，反而是作用资本大散户的国际美元资本被庄主国的央行剪了羊毛。其中包括中国央行在美国的艳遇。至于所谓的本币升值，象人民币升值推高人民币估值的房价水平，正如笔者两年前指出的那样，《人民币升值，只会令房价下跌！》。一些极左小白在本博骂街，支持阴谋论中之所谓人民币升值造成中国高房价，根本上就是倒打一耙！如果他们不是卖国的人，就是卖了他们的母亲进窑子，还拉皮条替人家数钱的主。
利益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利益流，谁得益？谁受损？市场一直没有被操纵吗？答案是，外汇市场汇率，一直被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往高汇率里操纵。又怎么能把危机发生的原因，象中国官方经济理论那样，归为市场的不理性呢？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场零和的游戏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美元基金国际资本，先以高价买入泰铢马币，在危机中夺路而逃；根本上就是一个被赌场庄主玩弄的大散户！
可以说，中国外储在次贷危机在美国“赚”了多少钱，这些美元资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里就输了多少钱！索罗斯少数几个对冲基金赚下的区区几亿美元，似乎让宋鸿兵刘仰这些人以假象，以为美元资本是赚钱的。从而编造出什么阴谋论，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罗斯柴尔德……，与其相信他们是脑残，不如说，“示形于外，实侵于内”。大概这就是古语有云之“别有用心”吧？
关于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美元流动性过剩的话题：
《周小川新瓶旧酒超主权货币歪点子》
《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和黄宗羲定律综合症金标准》
《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欧美国际资本赚钱了吗》
《东南亚金融危机谁得益——永恒的黄宗羲定律》
《人性本私！港台美日金融经济学家会为大陆人权利益操心吗》
《国际资本欧美列强是嗜腐生物习性》
《西方社会人权价值观的真相》
《"货币战争"，对中国老百姓人权利益财产权的大屠杀》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中国平民利益的恶耗》
《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是大跃进式的白日梦》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后人民币自然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IMF对美元流动性危机无能为力》
《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中美互动》
《美国有强烈释放美元流动性的利益动机》
《美元流动性危机前景的剖析》
该系列可以再参考“费雪教条，克鲁格曼，凯恩斯主义和通货紧缩”专题文章：
《服务于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吃饭财政的凯恩斯主义》
《被妖魔化的通货紧缩》
《费雪教条下罪恶的利益链》
《中国费雪教条——窃国大盗凯恩斯主义》
《市场信号是万能的，通货紧缩不可怕》
《通货紧缩有害论是主流经济学家集团犯罪！》
而高估本币效果则相反；相当于是政府（或央行，在落后国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用外汇做庄本国货币，高位出售本币。这是危险的，高估本币意味着本币抛压沉重。如果外汇供应不足，就会出现资本链断裂的本币汇率暴跌。相当于市场交换中供应不足，只能降低本币报价。抛压压力甚至来自于握有本币发行权（相当于大小非造空权）的央行，这就是东南亚经济危机时，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本币贬值的堰塞湖。外汇储备的积极意义，就在于避免高估本币有利于廉价进口。象中国这样低估本币的出口国家，外汇储备有什么经济意义，真是不知所谓！似乎就是殖民地宗主国对买办阶级的打赏了。这就是极左民族主义阴谋论者的主子！
根据不确定性定律货币价值＝名义价格×（１/(风险权重＋不确定性)），外国投资者高价买入该国货币，（象97以前美元买泰铢）；唯一支撑的逐利动机，就是泰国资产名义价格和它想象力空间。也即，该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一旦这种前景呈现明显的泡沫化时，就成了有缝的鸡蛋，惹来索罗斯这样的苍蝇，到底是索罗斯这类“每个毛孔滴着血的资本逐利本性”呢，还是，象泰国马来西亚这样的民族主义经济国家，做庄本币的逐利本性呢？尽管后者，用的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名义。
如果97 年泰国马来西亚这些高估本币的国家是民族主义，那么中国这类压榨本国平民利益出口导向保国企的国家，又是那门子的民族主义？极左？高估本币做庄，外汇资金链断裂的国家，象前苏联，还有金融危机的韩国，东南亚国家，还有90年代初的英国，就是这样的类型。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国家，象泰国和马来西亚，是为了高估自已的房地产美元估值。这些国家把泰株和马币高估了至少一倍！但是用泰铢或马币估值的该国房地产，反而不会显得太贵。由于央行高估本币进口，相当于增加外汇项目负债，对冲国内通货膨胀，所以这些国家的国内物价是平衡的。这和格林斯潘在美国的政策一模一样。
所以贵与不贵，要懂得使用易位思维，从单一的价值单位去衡量才有意义。房地产不是生产性的资产，高房价不会带来高增长。当东南亚国家的名义价值泡沫浪朝退去后，美元资本蒙受重大损失后夺路而逃，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神话也就打回原形。1997年，这些国家是经历了一场小范围的，没有GDS的次贷危机，————外汇支付能用的信用危机，支付危机！这种危机，与中国今天咎由自取的SB危机，完全相反！
可见，根本看不到任何国际金融资本剪羊毛的可能性，反而是作用资本大散户的国际美元资本被庄主国的央行剪了羊毛。其中包括中国央行在美国的艳遇。至于所谓的本币升值，象人民币升值推高人民币估值的房价水平，正如笔者两年前指出的那样，《人民币升值，只会令房价下跌！》。一些极左小白在本博骂街，支持阴谋论中之所谓人民币升值造成中国高房价，根本上就是倒打一耙！如果他们不是卖国的人，就是卖了他们的母亲进窑子，还拉皮条替人家数钱的主。
利益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利益流，谁得益？谁受损？市场一直没有被操纵吗？答案是，外汇市场汇率，一直被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往高汇率里操纵。又怎么能把危机发生的原因，象中国官方经济理论那样，归为市场的不理性呢？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场零和的游戏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美元基金国际资本，先以高价买入泰铢马币，在危机中夺路而逃；根本上就是一个被赌场庄主玩弄的大散户！
可以说，中国外储在次贷危机在美国“赚”了多少钱，这些美元资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里就输了多少钱！索罗斯少数几个对冲基金赚下的区区几亿美元，似乎让宋鸿兵刘仰这些人以假象，以为美元资本是赚钱的。从而编造出什么阴谋论，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罗斯柴尔德……，与其相信他们是脑残，不如说，“示形于外，实侵于内”。大概这就是古语有云之“别有用心”吧？
关于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和国际化，美元流动性过剩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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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有害论是主流经济学家集团犯罪！》
2009年4月29日星期三
资中筠：对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些看法
大家好，我原来报了一个题目，是《怎样看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后来接到一些电话，我发现引起了一个误解。大家以为我要讲美国现在花了8000多亿，怎么用这些钱救市问题。那么我先声明一下，我不讲这个问题，假如大家是冲这个话题来的，现在退场还来得及。我要讲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讲100年来，从宏观的角度怎样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来呢？是因为主流媒体上以及一些我看到的文章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不行了，也得政府来救市了，美国也走国有化道路了，也就等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样看来，反证出我们原来的体制还比较好。我想这样逻辑和概念有很大的误区。第一，这种看法是把自由市场经济当作绝对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实际上现在不存在这样的经济。第二，把政府干预等同于国有化，国有化又等同于社会主义，这里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又等同于我们原来的那种高度计划的、大锅饭铁饭碗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圈转过来就等于说我们还是不要改革的好。所以，我想就美国政府干预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的干预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把我了解的一些历史情况，和我的一些想法跟大家来探讨、分享。
从根上讲，美国确实是以自由市场起家的。美国立国是从抗税开始的，当时美国人要求独立最重要的是因为英国政府课税太重，他们认为不合理，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发言权我就不能纳税。你要叫我纳税，我就得有代表参加讨论如何纳税、这个钱怎么花。后来慢慢的这个理念形成了美国后来的立国之本。美国《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就包括发财致富，因此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开始，完全是自由市场经济。
另外，美国人天生的对政府有一种疑虑，认为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但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也认可有些事非政府管不可，比如治安、法律这些事。美国开始的时候是个移民国家，从欧洲陆续移民，一点一点开荒。那时候真是没有什么人管的，它的经济就是自发的竞争起来，所以美国早期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到十九世纪中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来时，立即在美国得到拥护。其核心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我发财了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比较优秀，因为我又勤奋又聪明。你失败了是因为你又笨又懒。他们也承认有某种机遇，但认为机遇是要靠人去抓住的。我既优秀、勤奋、聪明，又会会抓机遇，所以我就成功了。当时的美国人认为大家都是白手起家，起点是相同的。
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原始的竞争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从逻辑上讲，过了几代以后起点就不会平等了。这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同时起跑，但第一棒跑完后就参差不齐了，第一棒跑得最慢的那组的第二棒接棒时就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就算你跑的比其他的第二棒快，你也可能追不上人家。同理，过了几代以后大家的起点就不可能平等了。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人类社会和动物界是不一样的。对于动物界来说，都同样要经受自然界的风霜雨雪，有的动物能挺过去，有的动物挺不过去，这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而人类社会的条件是千变万化的，人为的条件很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经受同样的磨难。所以我个人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是从达尔文主义来的，但除了在原始社会之外，在发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阶段它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那么美国政府是什么时候需要开始干预经济了呢？其实最早是从一点一点开始的。因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律，经济必须是在法治健全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转。那么谁来执行法治？当然是政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已经找不到那种完全的、纯粹的、没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的经济了。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也就是19世纪的后期，在扫除了发展的障碍以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造了铁路，发现了石油，随之就有好多好多大财团出现了。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财富高度集中，于是贫富悬殊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化，好多社会问题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有识之士感觉到完全放任自流、不受约束的经济造成资本恶性膨胀，是难以为继的。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对此加以遏制。
他们最初感觉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垄断。垄断财团形成以后，就通过垄断市场，抬高物价，坑害消费者；同时压低工资，增加劳动强度来坑害工人。比如说铁路的垄断，铁路公司可以自己随便定票价，你非买它的票不可。这样就坑害了一般的市民、农民和小商人。总之垄断的害处非常大。但垄断也有好处，它实际上可以节约成本，可以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假如它愿意这样做的话。在资本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生产力发展，或者是搞科技开发之类的都会比较容易，所以它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因为人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不加以遏制垄断就会无限制的发展，就会恶性膨胀，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和一般的市民老百姓都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垄断。1890年美国制订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第一部反垄断法，但是还不太完备，常常有空子可钻，而且力度也不够，所以到20世纪初，美国又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改变政府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浪潮，后来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它是以老罗斯福总统为标志，不是我们后来所熟悉的那个小罗斯福，而是西奥多·罗斯福。他190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当政时大力的反垄断，首先就要在理论上论证政府干预经济不违背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主义，而且也不违反《宪法》。在20世纪的前十多年间，对于反垄断的必要性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共识，出现了一批理论家，他们从理论上来论证这一点，其中包括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有另一派人坚决维护社会达尔文主义，双方就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可以说那是美国在经济学社会学发展繁荣的一个时期。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政治家。老罗斯福政府集中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就是反垄断，通过反垄断的法律，拆分了几个财团，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美孚石油公司。这时通过的反垄断法比原来的谢尔曼法就更严厉一点。详细的内容在我写的《二十世纪美国》中有详细介绍，其中第三章第四章都是讲美国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的政府改革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那本书。
第二、把企业置于政府法规监管之下。政府最先介入的是食品，就是现在的食品安全检查。其起因是有一个叫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家写了一本书，中文翻成《屠场》。作者以一个肉食品加工厂做原本，描述了里面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其肮脏的卫生环境。这本书成为了畅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之后大家谁都不买肉了，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也不再吃香肠。后来他就派人进驻工厂进行调查，发现跟这本书里描写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他就推动国会通过了《纯洁食品与药品法》和《肉类视查法》。这样，政府就有权进驻到工厂，在商品出厂之前就检查其质量和生产过程，而不是在商品到了商场之后才检察。以后类似的法规就更多了，而且检查的东西不仅限于食品，还包括其他的一切日用商品。不仅美国政府这样做，全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好多监管的法规。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每次要通过这样的法律，都面临着是不是违宪的问题。而且企业主经常跟总统打官司，最后由最高法院审定。总统有时输，有时赢。总之是总统打赢了官司以后通过了这样的一些法律，所以这个转变在开头的时候是很艰难的，有观念的转变，有法律方面的转变，还有整个理论上的改革，最后的结论是政府干预经济是合理合法的，不但不违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有助于推动公平条件下自由竞争。
第三、改革税制，就是逐步推动实施累进税。原来美国的税是非常轻的，企业和富人纳税也是很少的。后来为了社会公平，有些州率先立法，然后全国立法推动实施累进税，就是说收入越高，纳税的比例就越高。现在西方各福利国家都是采取这个办法，而且欧洲更厉害。但是纳税的起点和税率，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改变，所以国会经常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税制的问题。纳税是公民最基本的义务，也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源，税率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第四、币制改革。币制改革不是在老罗斯福的时候，而是在后来的威尔逊总统时期改的，是1920年代的事。从那个时候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讲的美联储，它也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一个手段。它可以通过对利率的调整来监管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形象的来说，到底决定美国金融的是华尔街还是华盛顿？有的时候是华尔街，有的时候是华盛顿，但是归根结底应该是华盛顿。如果华盛顿不愿监控或监控不力的话，是它自己失职。就像格林斯潘这次自己检讨了，承认这次危机是他监控不力，因为他太相信市场自发调节的力量，而把人性的贪婪估计过低，所以他没有采取比较强有力的调控手段。但是他是有权加以调控的。所以，有了联邦储备银行之后，政府对于金融就有了调控的权力。在20世纪初期的这一系列改革，也是政府跟大财团博弈的过程，政府限制他们无法无天的膨胀，允许它利己但不许它太损人，政府这样做主要是着眼于全国老百姓的福利。
第五、劳工福利问题。早期，劳资纠纷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本来就管不着。而且企业家有一个理论，你要是嫌我的劳动条件不好，嫌我给的工资太低的话，你可以不用来。你是成熟的人，你自己可以做出选择。所以劳工完全受市场决定，供求关系决定了工资等条件。一般地说，劳动力永远是超过需要的，因为市场总是有一个失业后备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劳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而吃亏的大多是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工人经常罢工，罢工又经常引起流血冲突。因为资本家是可以雇佣打手的。到老罗斯福任内，在罢工越演越烈，劳资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政府就出手了。老罗斯福政府有一次历史性的干预煤矿工人大罢工，就是作为仲裁人，实际上是逼资本家让步。劳方也作一定的妥协。从此逐步出台最低工资，最低福利，劳动条件等法规。先是10小时工作制，然后是9小时然后是8小时等等。，安全保障这些方面的规定也出来了。这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部分。政府的这些做法起先也受到很大的抵制，后来慢慢的资方也都接受了，认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都是一个观念改变的过程，也是法律改变的过程。
还有一个是资源保护。有些人一直以为环境保护的问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注意的，其实从20年代起，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了资源保护的问题。那个时候空气、水污染还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砍伐、开发矿产导致森林、湿地的流失。那时对水土保护等运动就已经开始，当然也都遇到利益集团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也都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来解决。所以20年代时，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在这些方面进行干预。
1929年“大萧条”以后，小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了，我用不着讲很多。但是我要讲的是，前面的这些辩论在理论上已经做了铺垫，理论界认为政府是可以干预经济的，而且也已经制订了这样的一些法律了，因此1929年危机到来的时候，小罗斯福新政出台阻力就会比较小一点。
1929年的大萧条是非常可怕的。现在人们总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非常严重。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与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要好很多。虽然我个人没有亲历过29年的大萧条，但是我看过很多资料，我也碰到过那个时候过来的美国人，他们提起那个时候就是谈虎色变。当时发生那样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前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经济，但是远远不够，对危机的发生是没有准备的。真的有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人用一生的积蓄买了房子但一夜之间又流落街头。银行倒闭了那么多，许多人一生的积蓄完全丧失一个钱也拿不回来。还有许多企业破产了，许多大企业主昨天还是百万或者千万富翁，明天就什么都没有了，被逼跳楼的不在少数。那时侯社会没有安全阀，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非常恐慌，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看不到出路，人们没有一点希望，简直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萧条持续了三年，到了第三年钢铁工人人数等于0，全部都失业了。所以我觉得与那个时候相比，至少目前从全社会的情况、从人的精神状态来看的话，还差的很远，跟那个时候还是不能比。
在小罗斯福上台之前是胡佛总统，他认为这些都是华尔街几个特别坏的大老板给闹的。所以他要查出罪魁祸首，于是就深入调查当时华尔街的这些大企业是怎么运作的。结果一调查不得了，越调查黑幕越多。所以，小罗斯福上台以后就开始以非常大的力度来进行政府干预，这段时期后来被叫作“百日新政”。他上台远远不止烧三把火，在这100天里头他大刀阔斧的通过了好多法律进行改革，举几项主要的：
金融改革。先让银行放假一礼拜，因为银行已无法承受挤兑的压力了。据说银行倒闭了好几千家。然后政府出资收购了大概有6000家银行的股票，这些银行都成了政府控股的银行。所以美国政府出资、注资收购一些企业老早就有，并不是现在美国忽然“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实行“国有化”了。以后情况好转，又卖给私人。
以工代赈。就是政府搞一些大的工程，雇佣好多工人。这不但解决了失业问题，而且把好多不熟练工人培训成了熟练工人。这是个影响很大的措施。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我们对此容易有片面的理解，一提到小罗斯福的新政，认为就是政府搞大工程。实际上有好多其他的措施，这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搞大工程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些有长远利益的项目，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国会是通不过的，因为它不是当务之急。但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国会反而能通过了，反而可以拿出钱来了。而且小罗斯福政府还雇佣了好多艺术家，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地方非常漂亮的大建筑里的壁画，都是由那时候那些被政府请去的失业的艺术家做的。
对欠债的人进行救济。过去法律只保护债权人，你如果借债不还，那么法律就要强制你归还或者没收你的财产，甚至要坐监牢。那么现在好多人失业以后还不起银行贷款了，房子也没有了。于是政府出台了一些法律，保护那些还不起债的人，使他不至于流落街头，不至于完全没饭吃。
联邦储备银行保证一些普通老百姓在银行倒闭后还能拿到部分存款，当时是一万美元以内。现在好像到10万以上了。假如这个银行倒闭了你可以到别的银行去取。现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银行多得不得了，而且常常是今天这个银行关门明天那个银行关门，但有了这种机制后人们就不用恐慌了。现在常常有人把钱存在离他家特别近的小银行，但如果它倒闭了，它一定会告诉你你的账户转到哪家银行去了，你可以从那里头取钱，这个是有保障的。不至于一个银行倒闭所有人的储蓄都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使得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所以小罗斯福政府一方面出资收购大银行大企业，一方面对一般的老百姓提供这样的一些保障。这样社会就不恐慌了。
保护劳工的权力。刚才我讲了从老罗斯福开始政府就已经开始仲裁劳资谈判了，政府可以介入了。从小罗斯福开始就通过了法律，保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这样到一定的时候工会跟资本家说我们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必须跟它谈，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多数情况下，双方总会找到妥协的方案。所以，劳资争议纳入了法律的轨道，完全是合法的。这些措施对社会的稳定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把工人阶级给招安了。因为工人阶级原来是体制外的一个反社会力量，工人总是觉得自己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在不是了，他成为参加博弈的各个利益集团里的一方。现在民主党常常代表工会，常常替工会说话。有组织的工人其实已经是权势集团里的一部分了。因此美国的工人特别的保守，最不喜欢改革的就是工人。而且他们最拥护保护主义的外贸政策，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来美国整个社会的矛盾就大大缓解了。
另外我觉得小罗斯福政府也把知识分子招安了。罗斯福政府用的知识分子是最多的，当然不一定都是当官，他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咨询委员会，使得当时在2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改革理论家在30年代的时候就能在献计献策方面提供很大的用处。这些知识分子派别很多，他们的意见也常常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小罗斯福政府能够容纳各方面的意见，比如说在这件事情上采纳左派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采纳右派的意见。他的容纳量是很大的，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胸怀的政治家。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段时期共产党能进入政府当官的就是小罗斯福时期。所谓“思想库”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就是有好多在野的知识分子并不进入政府工作，但是他可以提出思想然后被政府所采纳。后来麦卡锡主义者攻击小罗斯福，说他把共产党吸收进政府，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本来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批判力量，现在他把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吸收进来了，都招安了，这个社会就大大的稳定了。我觉得这是当时美国的新政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作用。他是不是有意识的这么做呢？不一定。但是在危机的情况下他需要各方面的力量，需要集思广益，还需要借助很多社会力量来抵制那些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当时反对改革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所以他就这样做了。
任何社会改革每前进一步必然要触动既得利益。小罗斯福通过那么多的有利劳工的法律，当然就触动了一些大财团的利益，于是他们都拿着宪法来跟他打官司。前期罗斯福通过的一些法律，到后来有一些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就给废掉了。因此，改革依靠什么力量很重要。你要是两边都不依靠，其结果就一定要失败。改革者一定要明确他这步改革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利益集团，要明白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
美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没有很激进的东西，总是在妥协中前进的，这样就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实际上所有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而且是要抵制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出来了。所以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找到一条道路要保障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变，同时又要缓解由于资本过度膨胀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政府干预经济就起这个作用。
政府应通过法律起作用，而不是说今天总统脑袋一热，发表一个讲话，你们就按这个做吧。这是不行的，他必须要跟很多人商量，然后由国会里跟他观点一致的某一派议员提出一个法案，经过很多辩论很多讨论，之后议员们投票通过以后成为一个法律然后加以执行。所以美国所有的改革，政府每一步干预经济的措施，反垄断也好，食品安全法也好，币制改革也好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一旦法律通过以后就要照些执行，你想推翻这个法律就要通过很多很多非常繁杂的手续来改变这条法律，这非常重要。政策必须要靠法律来执行，这就叫依法治国。总统再开明，再伟大，再智慧，也没办法改变这些。
与我国有关的需要澄清两点：
笫一、美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讲自由市场的，但是没有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是完全放任自流不受政府监管的。现在好多批判自由市场经济的文章和说法,一提自由市场经济就与“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等同起来，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故意的歪曲。因为这些人他们也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硬说自由市场经济失败了，我们不应该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好像我们一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政府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不是这样，而且现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经济。政府绝对要管的，就看它怎么去管。政府一管不是等于所有的东西都国有化了，都收归国有，把私营的都变国营的这才叫政府管了。我觉得这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歪曲。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法律加以调控，所以只有管得好与管得坏的问题，没有完全不管的问题。但是市场还应该是由市场规律来决定的，不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的。如果用行政命令来决定市场，这个市场绝对搞不好，而且是不健康的。这点是很重要的。实际上，美国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为了保障市场能够更健康的运作，市场主体能够更公平的自由竞争。如果什么时候改革限制了竞争，那就错了，那就是倒退了，那就有害无益。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反垄断就是因为垄断危害了自由竞争。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反垄断的对象是什么。它的垄断集团都是私人资本，都是在自由竞争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大财团。可是我们的垄断集团是什么？我们的垄断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这与美国是相反的。我们没有私人的垄断，都是国有的大垄断，所以要是反垄断的话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我们大家都深受垄断之害，价格都由垄断者说了算，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垄断虽是在公有制的名义下进行的垄断，但它实际上不是公有，而是少数权势集团所有的。因为如果是公有的话，那么应该是它怎么花钱老百姓都知道，至少有代表讨论怎么花，但现在完全没有。所以我常思考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原来是为遏制资本的过度膨胀而出现的一些思潮，要对资本过度膨胀进行抵制，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我理解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这个，而不是说表面上的国家所有制就叫做社会主义。实际上法西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它不也是国家所有制吗？所以我觉得名义上的所谓“公有制”，不能达到公平。因此不能叫做社会主义。这是我理解的社会主义。
现在有一种误解，或者说混淆视听的说法，就是把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现在一些人常常拿美国做榜样，说你看美国也国有化了，他们也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号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的集团的CEO们、高管们的工资总要向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团的老板看齐。总说你看我跟国际接轨，我虽然拿几千万年薪，可还没赶上人家华尔街那些CEO呢。你要是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为什么还跟资本主义最大的垄断财团去接轨？而且我们的平均工资还没跟美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接轨，我们跟美国的福利覆盖面没有接轨，社会保障的底线也没接轨。你只接轨CEO的工资，而且你还是社会主义的国有集团，我觉得这非常不合逻辑，也是对接轨的歪曲。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了，你要拿政府的救济的话你就必须接受限制，高管的年薪只能拿50万。你如果不要我出钱，自己有办法经营的话我也限制不了。但是现在很多企业濒于破产，需要政府救市，那你的高管必须限制年薪。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我们的国营企业本来就一直由政府托着，但它的高管的工资却不受管制，又要向高标准的“国际”看齐，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所以现在所谓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政府干预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我觉得在概念上是非常混乱的。我希望通过回顾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使这些问题得到澄清。 当然美国的做法不一定都成功，有时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了，这些情况也都有过。但是它总的趋势是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向比较公平的方向前进。所以它钟摆就来回摆，有的时候刺激生产，有的时候刺激消费；有的时候摆向低收入方面，有的时候摆向刺激资本家投资这一方。过去8年来是共和党执政，也就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比较倾向于资本家这方面。所以现在要回来了，现在出台的一些措施基本是摆向平等，遏制资本这方。过去遏制资本不够，美联储没有尽到它的责任，让金融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这是它的失职。现在它正在想办法来弥补这个错误，是否成功，还要看。
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事事都拿美国说事。中国和美国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对人性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但是两者贪婪的载体又是不同的，在美国这个贪婪的载体是大财团大金融家，而我们贪婪的载体是握有权力的权势集团。所以，中国和美国改革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此途径也应该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进行，就是说应该依法办事。美国的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它有法律，如果不是通过法律来办事的话，即使政策再好，也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持续。还有，执政者是超越利益集团的，是廉洁的，这点很重要。当时改革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总统每出台一项改革的措施，都有很多人提出各种理由反对，其中包括到最高法院去告你违宪。但是我发现反对者很少有人质疑说你给政府官员这么大的权力来实行这些方案，那他会不会中饱私囊？会不会贪污？几乎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这就说明美国执行机构的公信力是非常强的。美国也有腐败，它这腐败往往是国会议员跟游说集团之间的交易这类东西。但是行政部门，执行机构的腐败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财权。美国每一步的改革都是加大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机构执行的权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怀疑过他们要贪污，他们会中饱私囊。如果说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权力，就使某些人多一个寻租的资本，那主观愿望再好的政策反而会加重腐败，结果适得其反，那就越干预越坏。
美国的立法的过程非常复杂，通过一部法律要争论好长时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这是非常讨厌的事，觉得一个事怎么七嘴八舌争论的没完没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不了了之通不过了。但是一旦通过后，它执法的效率非常高，成本很低，然后它就可以长治久安，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美国的特点是这样。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国情，我们应该改的问题和它应该改的问题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但是也有可以借鉴的，比如人性的贪婪必须有所遏制、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点是共同的。希望我们学他好的别学坏的，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学他坏的不学他好的，比如泡沫经济就被我们搬过来了。企业高管的工资里头一部分是用股票，所谓的期权来支付的。那么他们自然就愿意把股价炒起来，这样有利于他们获取收益。其结果就使得一个企业的股票市值跟它的业绩脱节，也就是说股价高并不是因为企业效益高，而是以不正当手段炒起来的。这一套我们搬的非常熟练，很快的就搬过来了。刚才我讲了很多美国改革的根本方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平、法律、法治，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学的。它那些泡沫、贪婪这些方面是不应该学的。我想要澄清的一些问题先讲到这儿。
从根上讲，美国确实是以自由市场起家的。美国立国是从抗税开始的，当时美国人要求独立最重要的是因为英国政府课税太重，他们认为不合理，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发言权我就不能纳税。你要叫我纳税，我就得有代表参加讨论如何纳税、这个钱怎么花。后来慢慢的这个理念形成了美国后来的立国之本。美国《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就包括发财致富，因此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从立国开始，完全是自由市场经济。
另外，美国人天生的对政府有一种疑虑，认为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但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也认可有些事非政府管不可，比如治安、法律这些事。美国开始的时候是个移民国家，从欧洲陆续移民，一点一点开荒。那时候真是没有什么人管的，它的经济就是自发的竞争起来，所以美国早期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到十九世纪中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来时，立即在美国得到拥护。其核心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我发财了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比较优秀，因为我又勤奋又聪明。你失败了是因为你又笨又懒。他们也承认有某种机遇，但认为机遇是要靠人去抓住的。我既优秀、勤奋、聪明，又会会抓机遇，所以我就成功了。当时的美国人认为大家都是白手起家，起点是相同的。
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原始的竞争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从逻辑上讲，过了几代以后起点就不会平等了。这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同时起跑，但第一棒跑完后就参差不齐了，第一棒跑得最慢的那组的第二棒接棒时就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就算你跑的比其他的第二棒快，你也可能追不上人家。同理，过了几代以后大家的起点就不可能平等了。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人类社会和动物界是不一样的。对于动物界来说，都同样要经受自然界的风霜雨雪，有的动物能挺过去，有的动物挺不过去，这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而人类社会的条件是千变万化的，人为的条件很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经受同样的磨难。所以我个人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是从达尔文主义来的，但除了在原始社会之外，在发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阶段它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那么美国政府是什么时候需要开始干预经济了呢？其实最早是从一点一点开始的。因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律，经济必须是在法治健全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运转。那么谁来执行法治？当然是政府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已经找不到那种完全的、纯粹的、没有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的经济了。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也就是19世纪的后期，在扫除了发展的障碍以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造了铁路，发现了石油，随之就有好多好多大财团出现了。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财富高度集中，于是贫富悬殊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化，好多社会问题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有识之士感觉到完全放任自流、不受约束的经济造成资本恶性膨胀，是难以为继的。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对此加以遏制。
他们最初感觉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垄断。垄断财团形成以后，就通过垄断市场，抬高物价，坑害消费者；同时压低工资，增加劳动强度来坑害工人。比如说铁路的垄断，铁路公司可以自己随便定票价，你非买它的票不可。这样就坑害了一般的市民、农民和小商人。总之垄断的害处非常大。但垄断也有好处，它实际上可以节约成本，可以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假如它愿意这样做的话。在资本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生产力发展，或者是搞科技开发之类的都会比较容易，所以它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因为人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不加以遏制垄断就会无限制的发展，就会恶性膨胀，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和一般的市民老百姓都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垄断。1890年美国制订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第一部反垄断法，但是还不太完备，常常有空子可钻，而且力度也不够，所以到20世纪初，美国又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改变政府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浪潮，后来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它是以老罗斯福总统为标志，不是我们后来所熟悉的那个小罗斯福，而是西奥多·罗斯福。他190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当政时大力的反垄断，首先就要在理论上论证政府干预经济不违背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主义，而且也不违反《宪法》。在20世纪的前十多年间，对于反垄断的必要性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共识，出现了一批理论家，他们从理论上来论证这一点，其中包括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有另一派人坚决维护社会达尔文主义，双方就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可以说那是美国在经济学社会学发展繁荣的一个时期。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政治家。老罗斯福政府集中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就是反垄断，通过反垄断的法律，拆分了几个财团，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美孚石油公司。这时通过的反垄断法比原来的谢尔曼法就更严厉一点。详细的内容在我写的《二十世纪美国》中有详细介绍，其中第三章第四章都是讲美国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的政府改革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那本书。
第二、把企业置于政府法规监管之下。政府最先介入的是食品，就是现在的食品安全检查。其起因是有一个叫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家写了一本书，中文翻成《屠场》。作者以一个肉食品加工厂做原本，描述了里面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其肮脏的卫生环境。这本书成为了畅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之后大家谁都不买肉了，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也不再吃香肠。后来他就派人进驻工厂进行调查，发现跟这本书里描写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他就推动国会通过了《纯洁食品与药品法》和《肉类视查法》。这样，政府就有权进驻到工厂，在商品出厂之前就检查其质量和生产过程，而不是在商品到了商场之后才检察。以后类似的法规就更多了，而且检查的东西不仅限于食品，还包括其他的一切日用商品。不仅美国政府这样做，全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好多监管的法规。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每次要通过这样的法律，都面临着是不是违宪的问题。而且企业主经常跟总统打官司，最后由最高法院审定。总统有时输，有时赢。总之是总统打赢了官司以后通过了这样的一些法律，所以这个转变在开头的时候是很艰难的，有观念的转变，有法律方面的转变，还有整个理论上的改革，最后的结论是政府干预经济是合理合法的，不但不违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有助于推动公平条件下自由竞争。
第三、改革税制，就是逐步推动实施累进税。原来美国的税是非常轻的，企业和富人纳税也是很少的。后来为了社会公平，有些州率先立法，然后全国立法推动实施累进税，就是说收入越高，纳税的比例就越高。现在西方各福利国家都是采取这个办法，而且欧洲更厉害。但是纳税的起点和税率，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改变，所以国会经常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税制的问题。纳税是公民最基本的义务，也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源，税率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第四、币制改革。币制改革不是在老罗斯福的时候，而是在后来的威尔逊总统时期改的，是1920年代的事。从那个时候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讲的美联储，它也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一个手段。它可以通过对利率的调整来监管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形象的来说，到底决定美国金融的是华尔街还是华盛顿？有的时候是华尔街，有的时候是华盛顿，但是归根结底应该是华盛顿。如果华盛顿不愿监控或监控不力的话，是它自己失职。就像格林斯潘这次自己检讨了，承认这次危机是他监控不力，因为他太相信市场自发调节的力量，而把人性的贪婪估计过低，所以他没有采取比较强有力的调控手段。但是他是有权加以调控的。所以，有了联邦储备银行之后，政府对于金融就有了调控的权力。在20世纪初期的这一系列改革，也是政府跟大财团博弈的过程，政府限制他们无法无天的膨胀，允许它利己但不许它太损人，政府这样做主要是着眼于全国老百姓的福利。
第五、劳工福利问题。早期，劳资纠纷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本来就管不着。而且企业家有一个理论，你要是嫌我的劳动条件不好，嫌我给的工资太低的话，你可以不用来。你是成熟的人，你自己可以做出选择。所以劳工完全受市场决定，供求关系决定了工资等条件。一般地说，劳动力永远是超过需要的，因为市场总是有一个失业后备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劳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而吃亏的大多是工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工人经常罢工，罢工又经常引起流血冲突。因为资本家是可以雇佣打手的。到老罗斯福任内，在罢工越演越烈，劳资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政府就出手了。老罗斯福政府有一次历史性的干预煤矿工人大罢工，就是作为仲裁人，实际上是逼资本家让步。劳方也作一定的妥协。从此逐步出台最低工资，最低福利，劳动条件等法规。先是10小时工作制，然后是9小时然后是8小时等等。，安全保障这些方面的规定也出来了。这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部分。政府的这些做法起先也受到很大的抵制，后来慢慢的资方也都接受了，认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都是一个观念改变的过程，也是法律改变的过程。
还有一个是资源保护。有些人一直以为环境保护的问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注意的，其实从20年代起，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了资源保护的问题。那个时候空气、水污染还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砍伐、开发矿产导致森林、湿地的流失。那时对水土保护等运动就已经开始，当然也都遇到利益集团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也都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来解决。所以20年代时，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在这些方面进行干预。
1929年“大萧条”以后，小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了，我用不着讲很多。但是我要讲的是，前面的这些辩论在理论上已经做了铺垫，理论界认为政府是可以干预经济的，而且也已经制订了这样的一些法律了，因此1929年危机到来的时候，小罗斯福新政出台阻力就会比较小一点。
1929年的大萧条是非常可怕的。现在人们总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非常严重。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与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要好很多。虽然我个人没有亲历过29年的大萧条，但是我看过很多资料，我也碰到过那个时候过来的美国人，他们提起那个时候就是谈虎色变。当时发生那样的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前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经济，但是远远不够，对危机的发生是没有准备的。真的有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人用一生的积蓄买了房子但一夜之间又流落街头。银行倒闭了那么多，许多人一生的积蓄完全丧失一个钱也拿不回来。还有许多企业破产了，许多大企业主昨天还是百万或者千万富翁，明天就什么都没有了，被逼跳楼的不在少数。那时侯社会没有安全阀，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非常恐慌，认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看不到出路，人们没有一点希望，简直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萧条持续了三年，到了第三年钢铁工人人数等于0，全部都失业了。所以我觉得与那个时候相比，至少目前从全社会的情况、从人的精神状态来看的话，还差的很远，跟那个时候还是不能比。
在小罗斯福上台之前是胡佛总统，他认为这些都是华尔街几个特别坏的大老板给闹的。所以他要查出罪魁祸首，于是就深入调查当时华尔街的这些大企业是怎么运作的。结果一调查不得了，越调查黑幕越多。所以，小罗斯福上台以后就开始以非常大的力度来进行政府干预，这段时期后来被叫作“百日新政”。他上台远远不止烧三把火，在这100天里头他大刀阔斧的通过了好多法律进行改革，举几项主要的：
金融改革。先让银行放假一礼拜，因为银行已无法承受挤兑的压力了。据说银行倒闭了好几千家。然后政府出资收购了大概有6000家银行的股票，这些银行都成了政府控股的银行。所以美国政府出资、注资收购一些企业老早就有，并不是现在美国忽然“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实行“国有化”了。以后情况好转，又卖给私人。
以工代赈。就是政府搞一些大的工程，雇佣好多工人。这不但解决了失业问题，而且把好多不熟练工人培训成了熟练工人。这是个影响很大的措施。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我们对此容易有片面的理解，一提到小罗斯福的新政，认为就是政府搞大工程。实际上有好多其他的措施，这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搞大工程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些有长远利益的项目，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国会是通不过的，因为它不是当务之急。但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国会反而能通过了，反而可以拿出钱来了。而且小罗斯福政府还雇佣了好多艺术家，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地方非常漂亮的大建筑里的壁画，都是由那时候那些被政府请去的失业的艺术家做的。
对欠债的人进行救济。过去法律只保护债权人，你如果借债不还，那么法律就要强制你归还或者没收你的财产，甚至要坐监牢。那么现在好多人失业以后还不起银行贷款了，房子也没有了。于是政府出台了一些法律，保护那些还不起债的人，使他不至于流落街头，不至于完全没饭吃。
联邦储备银行保证一些普通老百姓在银行倒闭后还能拿到部分存款，当时是一万美元以内。现在好像到10万以上了。假如这个银行倒闭了你可以到别的银行去取。现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银行多得不得了，而且常常是今天这个银行关门明天那个银行关门，但有了这种机制后人们就不用恐慌了。现在常常有人把钱存在离他家特别近的小银行，但如果它倒闭了，它一定会告诉你你的账户转到哪家银行去了，你可以从那里头取钱，这个是有保障的。不至于一个银行倒闭所有人的储蓄都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使得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所以小罗斯福政府一方面出资收购大银行大企业，一方面对一般的老百姓提供这样的一些保障。这样社会就不恐慌了。
保护劳工的权力。刚才我讲了从老罗斯福开始政府就已经开始仲裁劳资谈判了，政府可以介入了。从小罗斯福开始就通过了法律，保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这样到一定的时候工会跟资本家说我们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必须跟它谈，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多数情况下，双方总会找到妥协的方案。所以，劳资争议纳入了法律的轨道，完全是合法的。这些措施对社会的稳定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把工人阶级给招安了。因为工人阶级原来是体制外的一个反社会力量，工人总是觉得自己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在不是了，他成为参加博弈的各个利益集团里的一方。现在民主党常常代表工会，常常替工会说话。有组织的工人其实已经是权势集团里的一部分了。因此美国的工人特别的保守，最不喜欢改革的就是工人。而且他们最拥护保护主义的外贸政策，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来美国整个社会的矛盾就大大缓解了。
另外我觉得小罗斯福政府也把知识分子招安了。罗斯福政府用的知识分子是最多的，当然不一定都是当官，他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咨询委员会，使得当时在2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改革理论家在30年代的时候就能在献计献策方面提供很大的用处。这些知识分子派别很多，他们的意见也常常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小罗斯福政府能够容纳各方面的意见，比如说在这件事情上采纳左派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采纳右派的意见。他的容纳量是很大的，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胸怀的政治家。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段时期共产党能进入政府当官的就是小罗斯福时期。所谓“思想库”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就是有好多在野的知识分子并不进入政府工作，但是他可以提出思想然后被政府所采纳。后来麦卡锡主义者攻击小罗斯福，说他把共产党吸收进政府，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本来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批判力量，现在他把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吸收进来了，都招安了，这个社会就大大的稳定了。我觉得这是当时美国的新政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作用。他是不是有意识的这么做呢？不一定。但是在危机的情况下他需要各方面的力量，需要集思广益，还需要借助很多社会力量来抵制那些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当时反对改革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所以他就这样做了。
任何社会改革每前进一步必然要触动既得利益。小罗斯福通过那么多的有利劳工的法律，当然就触动了一些大财团的利益，于是他们都拿着宪法来跟他打官司。前期罗斯福通过的一些法律，到后来有一些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就给废掉了。因此，改革依靠什么力量很重要。你要是两边都不依靠，其结果就一定要失败。改革者一定要明确他这步改革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利益集团，要明白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
美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没有很激进的东西，总是在妥协中前进的，这样就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实际上所有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而且是要抵制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出来了。所以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找到一条道路要保障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变，同时又要缓解由于资本过度膨胀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政府干预经济就起这个作用。
政府应通过法律起作用，而不是说今天总统脑袋一热，发表一个讲话，你们就按这个做吧。这是不行的，他必须要跟很多人商量，然后由国会里跟他观点一致的某一派议员提出一个法案，经过很多辩论很多讨论，之后议员们投票通过以后成为一个法律然后加以执行。所以美国所有的改革，政府每一步干预经济的措施，反垄断也好，食品安全法也好，币制改革也好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一旦法律通过以后就要照些执行，你想推翻这个法律就要通过很多很多非常繁杂的手续来改变这条法律，这非常重要。政策必须要靠法律来执行，这就叫依法治国。总统再开明，再伟大，再智慧，也没办法改变这些。
与我国有关的需要澄清两点：
笫一、美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讲自由市场的，但是没有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是完全放任自流不受政府监管的。现在好多批判自由市场经济的文章和说法,一提自由市场经济就与“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等同起来，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故意的歪曲。因为这些人他们也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硬说自由市场经济失败了，我们不应该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好像我们一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政府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不是这样，而且现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经济。政府绝对要管的，就看它怎么去管。政府一管不是等于所有的东西都国有化了，都收归国有，把私营的都变国营的这才叫政府管了。我觉得这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歪曲。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法律加以调控，所以只有管得好与管得坏的问题，没有完全不管的问题。但是市场还应该是由市场规律来决定的，不是由行政命令来决定的。如果用行政命令来决定市场，这个市场绝对搞不好，而且是不健康的。这点是很重要的。实际上，美国政府干预经济就是为了保障市场能够更健康的运作，市场主体能够更公平的自由竞争。如果什么时候改革限制了竞争，那就错了，那就是倒退了，那就有害无益。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反垄断就是因为垄断危害了自由竞争。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反垄断的对象是什么。它的垄断集团都是私人资本，都是在自由竞争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大财团。可是我们的垄断集团是什么？我们的垄断集团都是国有企业，这与美国是相反的。我们没有私人的垄断，都是国有的大垄断，所以要是反垄断的话首先应该反行政垄断。我们大家都深受垄断之害，价格都由垄断者说了算，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垄断虽是在公有制的名义下进行的垄断，但它实际上不是公有，而是少数权势集团所有的。因为如果是公有的话，那么应该是它怎么花钱老百姓都知道，至少有代表讨论怎么花，但现在完全没有。所以我常思考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原来是为遏制资本的过度膨胀而出现的一些思潮，要对资本过度膨胀进行抵制，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我理解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这个，而不是说表面上的国家所有制就叫做社会主义。实际上法西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它不也是国家所有制吗？所以我觉得名义上的所谓“公有制”，不能达到公平。因此不能叫做社会主义。这是我理解的社会主义。
现在有一种误解，或者说混淆视听的说法，就是把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现在一些人常常拿美国做榜样，说你看美国也国有化了，他们也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号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的集团的CEO们、高管们的工资总要向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团的老板看齐。总说你看我跟国际接轨，我虽然拿几千万年薪，可还没赶上人家华尔街那些CEO呢。你要是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为什么还跟资本主义最大的垄断财团去接轨？而且我们的平均工资还没跟美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接轨，我们跟美国的福利覆盖面没有接轨，社会保障的底线也没接轨。你只接轨CEO的工资，而且你还是社会主义的国有集团，我觉得这非常不合逻辑，也是对接轨的歪曲。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了，你要拿政府的救济的话你就必须接受限制，高管的年薪只能拿50万。你如果不要我出钱，自己有办法经营的话我也限制不了。但是现在很多企业濒于破产，需要政府救市，那你的高管必须限制年薪。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我们的国营企业本来就一直由政府托着，但它的高管的工资却不受管制，又要向高标准的“国际”看齐，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所以现在所谓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政府干预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我觉得在概念上是非常混乱的。我希望通过回顾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使这些问题得到澄清。 当然美国的做法不一定都成功，有时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了，这些情况也都有过。但是它总的趋势是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中，向比较公平的方向前进。所以它钟摆就来回摆，有的时候刺激生产，有的时候刺激消费；有的时候摆向低收入方面，有的时候摆向刺激资本家投资这一方。过去8年来是共和党执政，也就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比较倾向于资本家这方面。所以现在要回来了，现在出台的一些措施基本是摆向平等，遏制资本这方。过去遏制资本不够，美联储没有尽到它的责任，让金融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这是它的失职。现在它正在想办法来弥补这个错误，是否成功，还要看。
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事事都拿美国说事。中国和美国有共性的一面，就是都要对人性贪婪的一面予以遏制。但是两者贪婪的载体又是不同的，在美国这个贪婪的载体是大财团大金融家，而我们贪婪的载体是握有权力的权势集团。所以，中国和美国改革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因此途径也应该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进行，就是说应该依法办事。美国的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它有法律，如果不是通过法律来办事的话，即使政策再好，也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持续。还有，执政者是超越利益集团的，是廉洁的，这点很重要。当时改革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总统每出台一项改革的措施，都有很多人提出各种理由反对，其中包括到最高法院去告你违宪。但是我发现反对者很少有人质疑说你给政府官员这么大的权力来实行这些方案，那他会不会中饱私囊？会不会贪污？几乎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这就说明美国执行机构的公信力是非常强的。美国也有腐败，它这腐败往往是国会议员跟游说集团之间的交易这类东西。但是行政部门，执行机构的腐败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财权。美国每一步的改革都是加大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机构执行的权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怀疑过他们要贪污，他们会中饱私囊。如果说每加大一次政府的权力，就使某些人多一个寻租的资本，那主观愿望再好的政策反而会加重腐败，结果适得其反，那就越干预越坏。
美国的立法的过程非常复杂，通过一部法律要争论好长时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这是非常讨厌的事，觉得一个事怎么七嘴八舌争论的没完没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不了了之通不过了。但是一旦通过后，它执法的效率非常高，成本很低，然后它就可以长治久安，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美国的特点是这样。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国情，我们应该改的问题和它应该改的问题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但是也有可以借鉴的，比如人性的贪婪必须有所遏制、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点是共同的。希望我们学他好的别学坏的，但实际上我们往往学他坏的不学他好的，比如泡沫经济就被我们搬过来了。企业高管的工资里头一部分是用股票，所谓的期权来支付的。那么他们自然就愿意把股价炒起来，这样有利于他们获取收益。其结果就使得一个企业的股票市值跟它的业绩脱节，也就是说股价高并不是因为企业效益高，而是以不正当手段炒起来的。这一套我们搬的非常熟练，很快的就搬过来了。刚才我讲了很多美国改革的根本方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平、法律、法治，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学的。它那些泡沫、贪婪这些方面是不应该学的。我想要澄清的一些问题先讲到这儿。
郎咸平：放弃保八，藏富于民
首先想给各位讲两个资料，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从08年11月份开始，我们深圳和广东地区对外的贸易，或者出口订单大幅下跌，为什么是11月？另外，1月7号联想开始重组，你认为联想只是一个简单的重组吗？这是这一家公司进入09年之后一个极其悲观的信号，或者叫做一叶知秋。
2006年开始股市泡沫、楼市泡沫什么原因？你真的以为是由于我们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我们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就造成泡沫吗？这个说法就是流动性过剩的解释，而且也是由于垄断性过剩的解释，促发了这几年宏观经济的调控。但你们在2006年所看到的泡沫现象根本就不是由于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有更多的钱炒股、炒楼，也就是说不是流动性过剩。怎么办？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几年宏观调控基本都是存在缺憾的。
从2008年8月份开始，中央政府做了180度大转弯，推出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其实中国经济这几年从来没有过热，一些部门是过热的，就是和地方政府推动GDP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其他的部门尤其是民营经济基本过冷。我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2006年之前，我国制造业已经陷入危机，这就反映在了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我认为2006年股市、楼市泡沫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投资营商环境05年急剧恶化，这样大量做制造业的不做了，就炒股、炒楼，所以我跟他们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我认为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
我们中国的问题是除了我们所面临的金融海啸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第二个危机，叫做制造业危机。而制造业危机最佳的表现，就是2006年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本质就是告诉你制造业出了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市场一片火热，对危机我们是缺乏认识的。
金融海啸是因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
很久很久以前的美国充满信托，那个时刻掌握了资本主义的灵魂，有一群信用卓越的借款人去借款买房子，这些人不但信用卓著，更主要是他有信托责任。如果他还不起钱他不会借，这就是他的信托责任，他找到了中介，中介也充分发挥信托责任努力收集他的材料，包括税单、收入证明等等的。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再交给银行做审核，银行继续审核，也是发挥自己的信托责任，等到一切都通过以后，就把一万美金借给这个人买房子。我们中国很多银行就到此结束，每个月等着坐收利息，可是美国不一样，美国的金融活动，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也就是从银行开始所延伸出来的所有金融工具，我们就把它称为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他把一万块债券卖出去，卖给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包括房地美跟房利美，他们就是通过证券化帮美国老百姓买房子，或者卖给美国的证券公司，这些机构买到一万块债券之后会做什么？房地美跟房利美为例，他们就切成市场证券，就叫做证券化，每张是一千美元，加在一起就是一万美元，这些机构买了一万块债券之后，就把它转换成为10张债券加在一起还是一万块，这个债券就是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所以请注意，原先只是1万块债权，后来就变成10张债券，再加上10张保单，一下多了20张衍生性金融工具，还不止如此，这些证券公司还把这些债券和其他的金融工具挂钩，包括美国的股市，或者国债，或者公司债一起挂钩。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怎么挂钩，你和股票市场挂钩，假如今天估值是1万点，如果明天涨到1万5千点，他就给你50％的回报，当然扣很高的手续费，如果跌了，你不用付钱出来，他就把债券利息给你，这种方式很容易做到，就是利用所谓的看涨跌捆绑方式。捆绑之后又创造出一倍、两倍、五倍、十倍、五十倍、上百倍的衍生金融工具，因此创建出一个伟大繁荣的美国金融市场，产品种类非常丰富，不但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市场，同时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华尔街，创造了华尔街神话。
请各位注意，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那一个人按时付利息，整个链条都不会产生问题，而维系整个链条的基础就是信托责任。可当你这个体系缺乏信托责任之后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次级债给这么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加上了一个可怕的因素，叫做三聚氰氨。由于丧失信托责任，而给整个金融体系加上了三聚氰氨，这就是金融海啸。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次级债，你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当你碰到三聚氰氨的时候，你怎么想？你根本就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为了赚钱而害死婴儿的，在人类历史是上绝无仅有的。
所以你就对牛奶开始丧失信心，就不喝牛奶了，牛奶工业全线崩溃.同理可推当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发现他们的牛奶里面也有三聚氰氨，所以他们也不喝牛奶，他们的牛奶工业从此以后完全崩溃，他们的牛奶就是这个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当他们发现他们庞大的金融市场当中有三聚氰氨之后，他们就对他们的金融体系，对他们的牛奶丧失信心，结果他们不喝牛奶，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将像我们牛奶工业一样全线崩溃，而金融体系崩溃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破坏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所以事情才会这么严重。
斩断工商链条 设立防火墙
什么叫做工商链条？简单的讲所谓的工商链条就是，当一个部门发生危机以后，如果这个政府不帮助这个部门，那就一定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个话讲的不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链条套在美国身上，我相信你就理解了。如果美国政府这一次不出面救市，是什么结果？那就是第一张骨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如果你不救市，那么将冲击第二张骨牌，造成美国人信心的丧失，再冲击第三张骨牌，消费全面下降，再冲击第四张骨牌，企业破产，再冲击第五张骨牌，失业，再冲击第六张骨牌，消费下降，从而形成消费下降的恶性循环。
我们在06年所碰到的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其实就是工商链条的第二张骨牌。第一张骨牌是什么？那就是从05年到06年所开始的，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大量资金不做制造业，拿出来炒楼、炒股了，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 2、3年之前政府误判，使得第二张骨牌倒下，形成股市泡沫。那么由于制造业回光返照，就造成了第三张骨牌，就是楼价下跌，就造成09年的全面停顿。由于是回光返照，所以第四张骨牌一定倒下，那就是08年你们所见证的一切，就是制造业的倒闭。第五张工商链条就是失业，如果第五张还不斩断，那第六张出来了。
当把这一切换成工商链条之后，你发现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三个误判，第一张骨牌是政府的误判，误判的结果造成整个工商链条的全面崩塌。而第二张骨牌倒下，使得中小股民误判，使得地产商误判，误判的结果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你设想一下2、3年之前我们政府就能运用现在的四大手段，还有电器的以旧换新，渠道的强化，等等这些政策，如果在三年之前推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第二张骨牌也不会倒下，就不会有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既然第二张不倒下，第三就不会倒下，这一切都可以避免，只是三个误判，是误判就一定要付代价。
国有化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手段，目的就是为了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而国有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我请每一位回到我们的国企改革，一直到现在的银行改革，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那是我们把手段当目的，为了民营化而民营化，这就是错误的。 其实民营化也好，国营化也好，这只是手段，你要选择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我不管你是国营，或者是民营，都无所谓，目的是什么？目的就一定要为老百姓创造财富，目的要藏富与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汲取这一次教训，要了解国企改革本身是对的，问题是你的目的是什么？银行改革本身也是对的，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千万不要把手段当目的，这就是我要透过这个演讲所呼吁的，这一次透过国有化成功地斩断了工商链条，设立了防火墙非常好。
四大泡沫冲击经济
我今天要讲四个泡沫，四个泡沫给我们整个经济冲击之大，我们从09年开始会一一享受到，第一个泡沫是股市泡沫，第二个泡沫是楼市泡沫，第三个泡沫就是泡沫消费，我相信你是第一个听到有人这么说，吸收掉我们35％的过剩产能竟然是泡沫消费，你知道其中危机有多大吗？因为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谓的泡沫消费简单讲，借钱来做的消费全部都是泡沫消费。美国人靠借钱从事泡沫消费，请你们猜一下美国人借钱来消费，这个钱借了多少，占GDP的比重多少？美国人借钱占GDP的比重高达95％，你能相信吗？这么可怕。
相对而言，我们中国人借的钱少得多，我们中国是一个有传统美德的民族。我们只借了13％，美国人是我们的7倍，高负债消费，为什么借钱消费叫做泡沫消费？我们中国人很多很富裕，还可以用现金买汽车，这在美国人看来是疯狂的，难以想象的，我们看他傻，他们看我们更傻。因为美国人穷，他没有现金，他都花了，借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现金，因此要把未来很多薪水都透过借钱的方式拿到今天来花，就是泡沫消费，泡沫消费的本质意义就是把未来该花的钱都在今年花了，所以就叫做泡沫消费。
美国人如何从事泡沫消费？美国银行借给A去买汽车，所以这是泡沫消费，因为他借钱买汽车，然后美国银行把一期债券卖给投资人取出一千块，再借一千块给B去投资买冰箱，再拿一千块债券借给债权人，然后又拿这个债券借给第三个人买电脑，所以他唯一的功用就是从投资里那里取回三千块钱，借给A和B、C进行泡沫消费。而中国透过政府的两项政策，第一就是拉动GDP，使得消费比例达到35％，第二个政策由于招商引资，使产能扩大到GDP的30％，就是我们一半的产能靠着三千的泡沫所吸收的。那么你慢慢看出危机了，就是我们全国对于出口的误判，误判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常态，我们甚至简单认为美国、欧洲的消费需求上升，所以我们拼命建仓，拼命扩仓，错误是一样的，因为泡沫消费一旦爆破，就像楼市跟股市一样很难起来了。
当银行借一千块给A去买汽车以后，他们把这个债权拿在手里不想借给其他人了，为什么不想借呢？因为有三聚氰氨，他就一千块钱抠在手上坐收利息，所以到11月份美国政府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美国的泡沫消费由过去三千块跌到了11月份的一千块。美国政府希望拿出8千亿美金里面一千亿借给投资人，请投资人拿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向银行收购汽车债权，然后希望银行拿这一千块借给B买冰箱，然后拿一千块冰箱的债权卖给投资人，投资人拿美国政府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给银行。希望透过这种借款借给投资人一千亿的方式激活消费市场，否则就冻结了，激活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有一千块的泡沫消费变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你只要跟从事出口有关的行业，10月份你的出口订单大幅下滑，原因就是中国工商链条透过35％的过剩产能跟美国的工商链条紧密的挂钩在一起了。
我在08年年初就说过10月份之后情况急转直下，这是我当时的言论，我当时判定到年底的时候这就是结果。所以这两个管道一旦遇到三聚氰氨使得泡沫消费从三千块变成一千块，第二道防火墙漏水，原因是因为三大汽车公司问题，就像一刀插在我国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这就是你所见到的2009年的开始。
所以为什么1月7日联想开始重组，本身已经不是联想是不是要重组了，而且联想现象要使得各位来宾值得警惕，因为他是必然结果，懂得我的意思嘛，这就是我们学到的第三个泡沫。
后面还有第四个泡沫， 05年、06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按照分析，有四大重要原因，以及无数小原因，四大重要原因，第一国家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上升；第二个原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个原因劳动合同法；第四个原因宏观调控的误判，再加上其他一些小原因都是误判，但是太多了，所以我挑四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问题，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谈的第四个泡沫。
我透过这个场合告诉你一个新的思维，那就是国际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操作。国际金融资本这20、30年给亚洲各国造成灭顶式的冲击，而且我觉得我们对它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是对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今天的帝国主义是以国际化为前导，金融为后盾，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听很多人讲说，我们的经济马上会复苏，我希望他来听听我的演讲，看看日本人，看看亚洲这些国家，看看越南，你再来发言也不迟，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别国的经验，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认识，请你注意，日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多少倍，你知不知道，他都扛不住金融海啸。
一个真正以赚钱为目的的国际金融炒家，他赚钱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比如建行最大股东是谁？外资股东是谁？美国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在07年下半年声明，说次贷危机他们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建行的上市让他们赚到1300亿，也就是我们全国13亿老百姓每一个人都付出了100块.因为建行上市的定价权是由国际金融资本所掌控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注意。一旦取得定价权，它的目的就是石油价格从70块涨到147块，这是算计中国，然后跌到35，这是算计俄罗斯。2009年，普京跟他们还有一场博弈，鹿死谁手，我的水平有限，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如何博弈，在这次炒作之下，中国应该损失几千亿美金，俄罗斯也损失5千亿美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给上海宝钢上课，我就告诉宝钢，你不要把泡沫当成常态，这是第四个泡沫，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我请各位注意，今天讲了四个泡沫，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不要用正常的供需原理做判断.
第一个泡沫，股市泡沫使得中产阶级倒掉；第二个楼市泡沫使得我们地产行业从09年真正走入冬天，09年开始如果没有大量新建楼盘，你能想象他的冲击多大；第三个是消费泡沫，使得我们占了35％有关的GDP出口制造业陷入全面的困境；第四个泡沫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使得我国和能源相关的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冬天，请你注意这四个泡沫的冲击有多大，大部分的产业都被冲击到了，假设一种情况，如果事先我们就能够有判断，不要误判的话，我们今年情况不至于如此之被动。
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
我告诉各位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第一个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第二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是《劳动合同法》的误判；第四是宏观调控的误判，连续误判。
通货膨胀，叫做国际金融资本，或者叫做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我们企业家目前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请你记住我一句话，产业资本的思维碰到金融资本所设下的金融战之后，你唯一的可能就是全败。你总认为第一要确保原材料来源，第二要确保你的市场能够销售出去，这就是我们产业资本的简单思维。如果你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那你的下场就很凄惨，如果你的对手是金融资本的话，你会被杀的体无完肤。
我们这个国家有35％的过剩产能要靠出口来吸收，既然是过剩产能要靠出口吸收，所以出口减掉进口，那一定是贸易顺差，是常态，而且很多工厂进口原材料以后简单加工出口，所以在这种结构之下成为一种必然，就像在去年11月份跟12月份，我们经济已经走下坡之后，出口大跌，比如说11月份出口下跌2％，12月份出口下跌接近3％，而进口11月份下跌17％，12月份下跌21％，进口下跌的速度远远大于出口下跌的速度，这就是35％过剩产能必然的结果。那是什么结果，人民币就升值，到12月份还升值，我佩服你的勇气，是什么时代，你还敢让人民币升值，我们前一阵子连续贬值5天，被美国一吓不敢贬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吧，有些事是只能说不能做的。而且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没有想到人民币现在是全世界最强势的货币，你知道吗？美金在涨，人民币涨的还多，最强势的货币就是人民币，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还保持这么强势的增值，我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我只有四个字，无话可说。
第三个《劳动合同法》又是误判，《劳动合同法》本身意义我觉得是很重大的，这点我们凭良心讲确实是，因为透过国家的立法，透过人大的立法来保护弱势群体本身是值得钦佩的，问题是你错了，到最后形成三输的局面，企业输、劳工输，政府最后买单跟着输，因为第一缺乏论证，第二缺乏试点。
第四个宏观调控的误判，这个请大家注意，我这几年就我一个人到处呼吁宏观调控是错的，当然没人听，一直到08年8月份才整个转过来，对中央政府这种态度转变我也给予正面的评价，至少转过来了,政府最近也提出很多的检讨，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为什么会误判？误判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认定中国所看到的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他们发生的原因就是认为日本当时是一样的.从表现现象来看，日本当时和我们06年、07年是一样的，可那是日本，他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太过泛滥，但是我们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就是我讲的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他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可是当政府误判之后。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因此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收回流动性，方法之一提高利率，收回流动性；之二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而且进行了几年。到了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宣布两防，当时我那时候还是比较不成熟，我心急如焚，我到处演讲，到处呼吁政府不能两防，一定要帮助制造业，当然没人听，想自己也多事。你看看到最后还是改过来了，为什么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两个字误判。误判的结果透过三个管道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大家注意听。
第一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从民营企业部门大量收回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去了，就是GDP工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四五年宏观调控下来，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贷规模增长率依然维持在16—18％的高峰，依然没有减少，这是为什么？因为钱都去了公共建设部门，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高的信贷规模增长率，而在座各位民营企业家享受不到实惠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流动性产生了逆流转现象，从民营企业转到了公共建设部门，因此根本就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流动性移转的问题，从而使得民营经济开始萧条，而公共建设部门开始膨胀，这就是我所说的二元经济，和公共建设有关部门是过热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过冷的，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二元经济。
第二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配合上了前面的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等等压力，使得民营经济部门更不想干了，结果就是从民营制造业拿出大量应该投资在制造业钱不投资，打到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去了，从而造成第二个管道流动性由过冷部门逆流转到过热的部门，而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请你注意，这三个管道毫无例外的都使得这个社会的流动性，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这就是07年当政府提高利率，或者存款准备金率，当天的股价都是上升的，而且从无例外，一般都不能解释，一般宏观调控股价应该下跌，为什么上升呢？而且每一次都是上升的，原因就是提高利率的结果，使得更多民营制造业资金进入股票市场，造成股价上升，所以二元经济才能解释这种奇怪特殊的现象.
我们的楼市也是二元经济的产物，根据一些学者做的研究，发现深圳资金炒地产资金7％是外资，其中6％是港澳台资金，只有1％是真正的外资，93％都是内资，什么意思？那就是我07年所说的，深圳房价为什么上升这么快？因为深圳企业倒闭数目应该是越来越多。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奇怪推论，也就是深圳房价翻几翻的缘故。制造业资金流入楼市的结果通常是进入高档楼盘，所以高档楼盘价格拉高之后，附近中低档楼盘随之水涨船高。所以真正有泡沫的是中低档楼盘，而不是高档楼盘，这种现象就很可怕，由于高档楼盘拉抬速度过快，使得后续大量资金竟然慢慢进入了整个结构错乱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以中高档收盘为主，这个现象是非常让人遗憾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演讲的，这种楼价上涨的后果使我们地产商产生误判，误判的结果，是大量资源被这种高档楼盘，或者中高档楼盘所锁定，大量资源进入这种楼盘，一旦萧条之后，使这种楼盘产生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现象，而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根本买不起，你再怎么跌还是买不起，因为我们整个房地产资源就误导到了结构性的扭曲上面去了，那就是以中高档为主，加上政府提倡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物，这样造成的差距就更大，实际上真正的农民工还是买不起。这就是绝对扭曲式的超额供给，这种超额供给更可怕。11月份开始的金融海啸威胁，使得地产商的资金链变得非常紧张，结果就是09年开始由于误导到这个行业，使得09年开始的地产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推出，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重新开始构建，这个就非常危险，现在不是楼价跌不跌的因素，而是09年政府要如何刺激大面积的构建地产。否则这个冲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09年的地产危机。地产危机来源就是我刚才讲的，这里是超额供给，这里是超额需求，两个没有连在一起。如果你这么理解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你会发现这两个市场的驱动因素就是二元经济，你只要把二元经济彻底理解了，未来的股价、楼市走势非常容易判断。
对于2009年政府的4万亿救市工程我想从目的、行动跟手段三方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首先看一看4万亿的资金用途，你们都知道大部分是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对于这个用途，我是赞同的，因为它讲的非常明确，目的是为了增加中西部人口的就业量，如果达到这个目的，那在中西部投资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认为这个目的可以达得到，如果为了这个目的保8也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你的副作用是什么？如果要在中西部创造8％的GDP增长需求，同时大量雇佣中西部人口这个我相信做得到，可是我要提醒的是，你能不能够承受副作用，因为金额太大了， 2009年之后能不能筹到4万亿都是未定之数，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比较怀疑，除非你印钞票，由于9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和欧美工商链条挂钩，所以从今年开始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将大幅下滑，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你如何筹集4万亿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可是按照原先规划，中央政府出一万多亿，地方政府出一万亿以及银行融资两万亿，我对于地方政府能够出一万亿我本身就表示怀疑，中央政府能不能出一万亿我也表示怀疑，但是对于银行挪出两万亿我不太怀疑。宏观调控的第一个管道就是在银行的运作之下，它将从民营经济收回大量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因此它的结果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这就是代价。同理可推，如果你要从银行拿出两万亿融资，或者是政府直接发债卖给银行，其必然结果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管道一样，从民营经济抽出两万亿资金打给地方政府从事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那么你的代价就很清楚了，你要维持保8，以及中西部就业量所付出的副作用，以及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倒闭更多，失业更严重。
我认为目前保8本身都是错的。我国是一个根本不该看GDP增长的国家，真正看GDP的是美国，因为美国都是民营企业。我们呢？我们保8是什么结果？那就是透过钢筋、水泥硬堆起来保8，而且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更贫穷。这就是我们保8、保10的代价，保8，保10的应该是美国。所以目前你问我郎教授具体怎么做？这个不用操心，首先把资源用做于民生相关的民营经济，就是放弃保8，藏富于民。
如果我把4万亿投资基础建设，是一锤子买卖，建完了就失业了，那怎么办？再建第二台，再就业，建完以后又失业了，那怎么办？做回头拆第一条，一拆又就业了，拆完以后又失业了，又拆第二条，所以搞了半天你建了两条，拆了两条，老百姓是全民就业，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干，结果啥事都没有干，这就是基础建设。
4万亿投资在民营经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滚雪球，如果你能把民营经济投资营商环境改善了，你大量投资他，他赚的利润是最重要，当企业赚了利润之后会进行转投资，这样赚更多的钱聘更多的劳工，给他们更多的薪水，然后再进行转投资，从而产生所谓滚雪球的效应。一个国家的富裕，我告诉各位，是靠利润，而不是高GDP的增长率。
怎样面对2009年
我前面已经跟各位谈了很多09年中国经济的现况跟展望，我们09年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我跟各位做一个提醒，我们的企业家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我们普遍缺乏萧条的洗礼，而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管怎么讲还是比较成功的，因此你们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萧条。这就是各位长期保持乐观的原因，我就想拿各位的心态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做一个比较，香港四大天王，包括李嘉诚、李兆基等，他们除了和你们一样有个人奋斗历程之外，他们还经历过各种形势的中小萧条，当然他们也没有经历这么大萧条，就凭这一点差别，就使得这四家上市公司，和我们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很多都是做地产的，他们应该是我国大型地产公司的几十倍，上百倍那么多而资本负债比率我们是100—300％，他们只有20％。而且不是平均20％，每一家都是20％，这个特别难能可贵。
我曾经私下问过四大天王里面的一位，我说你这个人这一生有成就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告诉我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保守，保守是这个人成功的关键。 我又问他第二句话，我说你手下这么多公司，不可能每家公司都看，到底注重什么呢？他回答的是这样子，他最重视稳定的现金流，什么叫做稳定的现金流？按照我们对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透过两个方法做到的，而且四大天王一模一样，这一点我感到万分震惊，第一叫现金打底，第二叫做项目对冲，透过这两个办法达到稳定的现金流。
什么叫做现金打底呢？举一个例子。我以李兆基的地产公司为例，我把恒基兆业公司过去20、30年资料做了分析，我发现恒基地产公司在过去五年是负现金流，也就是5年他的资金链是断裂的，但是他没有倒闭，请问各位如果你的资金链断裂的话，你能够支撑多长时间？而他为什么可以撑过五年，我分析的结果是他手上有两个资产非常有意思，一家叫做煤气，一家叫做租赁，这个煤气跟租赁的现金流都是稳定上升，所以虽然地产开发的现金流有5年是负的，可是当我把地产开发的现金流加上煤气的现金流，加上租赁的现金流，加在一起之后，过去20、30年没有一年是负的，统统是正的，这叫做现金流打底。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场合，能够把这两个心态一个是保守，一个是稳定的现金流这两个金玉良言送给在座各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稳定的现金流来不及了，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项目的对冲，也很难创造出所谓现金流的打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守心态下的三大指标，低负债，高现金流，停止投资，至少这是目前李嘉诚做的.
中长期你应该做什么？以我们广东为例，你想想中国工商链条第一张骨牌碰到了四大国内冲击之后，为什么这么不抗压，比如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等等的，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提升价格呢？你提升价格不是卖的更好嘛，为什么我们广东省制造业从去年开始一大片倒闭，而你不能提高价格？
这也是我跟各位讲的第二个观点:定价.在很久以前，当中国经济要发展的时候，美国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战略，那就是进入了产业链的战争时代。也就是09年开始你们所面临的这一切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你真的认为我们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吗？我告诉你，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是美国.而美国产业链战争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把整条产业链一切为二，把价值最低的放在了中国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而制造有三大特色，第一破坏环境，第二浪费资源，第三剥削劳工，他不想要。他要的是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六大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订单规划，商品运输、产品零售、终端，六加一就是整条产业链.
为什么你不能提价呢？因为产业链当中定价权是掌握在六，而不是一，所过欧美各国依然掌握着定价权，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我们这些产业资本的水平走到今天，被金融资本市场给算了，你和美国资本市场相比，还缺了定价权，所以你是做什么败什么.在这种产业链的战争之下，再加上金融战，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企业遭受多大的压力。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学生失业，因为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六，一是不需要大学生的.因为你是六加一的一，他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我们连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就搞教改，扩招，结果让很多大学生失业，为什么失业呢？因为搞不清楚六加一。
所以我认同政府所谓的产业转型，可是政府所谓的产业转型不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像联想一样，为什么今天演讲告诉你1月7号联想已经宣布要重组，因为联想收购IBM本身我在三年前就批判过他，那就是错的，为什么错？你还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到最后一定回付出代价，他1月7号已经付了。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一里面下工夫。而真正该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包括传统行业，包括高科技不是抛弃传统行业，而是希望传统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都能够从一进入到六加一的整合，这样子你才能提高生产力。你要走上六加一高效整合之路，就是你目前短期之内保有元气，而中长期走入六加一的最高战略指导思想。那么在金融方面有没有可能？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中国人没有机会，但是产业方面的定价权我认为我们从中国开始做还有这个机会。
今天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已经严重的波及到实体经济，在这个时刻我建议你，你在短期之内要保留元气，在一定时期之内求生存，留下大量以现金为主的资源，准备一两年之后再出发，而再出发的目的，不是叫你炒楼、炒股，而希望各位以产品为中心，做六加一的整合，而且以龙头企业为推动力量，这是你两年之后做的事情。
2006年开始股市泡沫、楼市泡沫什么原因？你真的以为是由于我们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我们有更多的钱炒楼、炒股就造成泡沫吗？这个说法就是流动性过剩的解释，而且也是由于垄断性过剩的解释，促发了这几年宏观经济的调控。但你们在2006年所看到的泡沫现象根本就不是由于经济发展更成功了，老百姓更富裕了，所以有更多的钱炒股、炒楼，也就是说不是流动性过剩。怎么办？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几年宏观调控基本都是存在缺憾的。
从2008年8月份开始，中央政府做了180度大转弯，推出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其实中国经济这几年从来没有过热，一些部门是过热的，就是和地方政府推动GDP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其他的部门尤其是民营经济基本过冷。我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2006年之前，我国制造业已经陷入危机，这就反映在了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我认为2006年股市、楼市泡沫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投资营商环境05年急剧恶化，这样大量做制造业的不做了，就炒股、炒楼，所以我跟他们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我认为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
我们中国的问题是除了我们所面临的金融海啸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第二个危机，叫做制造业危机。而制造业危机最佳的表现，就是2006年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本质就是告诉你制造业出了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市场一片火热，对危机我们是缺乏认识的。
金融海啸是因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
很久很久以前的美国充满信托，那个时刻掌握了资本主义的灵魂，有一群信用卓越的借款人去借款买房子，这些人不但信用卓著，更主要是他有信托责任。如果他还不起钱他不会借，这就是他的信托责任，他找到了中介，中介也充分发挥信托责任努力收集他的材料，包括税单、收入证明等等的。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再交给银行做审核，银行继续审核，也是发挥自己的信托责任，等到一切都通过以后，就把一万美金借给这个人买房子。我们中国很多银行就到此结束，每个月等着坐收利息，可是美国不一样，美国的金融活动，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也就是从银行开始所延伸出来的所有金融工具，我们就把它称为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他把一万块债券卖出去，卖给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包括房地美跟房利美，他们就是通过证券化帮美国老百姓买房子，或者卖给美国的证券公司，这些机构买到一万块债券之后会做什么？房地美跟房利美为例，他们就切成市场证券，就叫做证券化，每张是一千美元，加在一起就是一万美元，这些机构买了一万块债券之后，就把它转换成为10张债券加在一起还是一万块，这个债券就是衍生性的金融工具。
所以请注意，原先只是1万块债权，后来就变成10张债券，再加上10张保单，一下多了20张衍生性金融工具，还不止如此，这些证券公司还把这些债券和其他的金融工具挂钩，包括美国的股市，或者国债，或者公司债一起挂钩。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怎么挂钩，你和股票市场挂钩，假如今天估值是1万点，如果明天涨到1万5千点，他就给你50％的回报，当然扣很高的手续费，如果跌了，你不用付钱出来，他就把债券利息给你，这种方式很容易做到，就是利用所谓的看涨跌捆绑方式。捆绑之后又创造出一倍、两倍、五倍、十倍、五十倍、上百倍的衍生金融工具，因此创建出一个伟大繁荣的美国金融市场，产品种类非常丰富，不但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市场，同时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华尔街，创造了华尔街神话。
请各位注意，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那一个人按时付利息，整个链条都不会产生问题，而维系整个链条的基础就是信托责任。可当你这个体系缺乏信托责任之后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次级债给这么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加上了一个可怕的因素，叫做三聚氰氨。由于丧失信托责任，而给整个金融体系加上了三聚氰氨，这就是金融海啸。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次级债，你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当你碰到三聚氰氨的时候，你怎么想？你根本就不能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为了赚钱而害死婴儿的，在人类历史是上绝无仅有的。
所以你就对牛奶开始丧失信心，就不喝牛奶了，牛奶工业全线崩溃.同理可推当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发现他们的牛奶里面也有三聚氰氨，所以他们也不喝牛奶，他们的牛奶工业从此以后完全崩溃，他们的牛奶就是这个庞大的美国金融市场。当他们发现他们庞大的金融市场当中有三聚氰氨之后，他们就对他们的金融体系，对他们的牛奶丧失信心，结果他们不喝牛奶，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将像我们牛奶工业一样全线崩溃，而金融体系崩溃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灵魂。破坏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线崩溃，所以事情才会这么严重。
斩断工商链条 设立防火墙
什么叫做工商链条？简单的讲所谓的工商链条就是，当一个部门发生危机以后，如果这个政府不帮助这个部门，那就一定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个话讲的不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个链条套在美国身上，我相信你就理解了。如果美国政府这一次不出面救市，是什么结果？那就是第一张骨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如果你不救市，那么将冲击第二张骨牌，造成美国人信心的丧失，再冲击第三张骨牌，消费全面下降，再冲击第四张骨牌，企业破产，再冲击第五张骨牌，失业，再冲击第六张骨牌，消费下降，从而形成消费下降的恶性循环。
我们在06年所碰到的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其实就是工商链条的第二张骨牌。第一张骨牌是什么？那就是从05年到06年所开始的，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大量资金不做制造业，拿出来炒楼、炒股了，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形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 2、3年之前政府误判，使得第二张骨牌倒下，形成股市泡沫。那么由于制造业回光返照，就造成了第三张骨牌，就是楼价下跌，就造成09年的全面停顿。由于是回光返照，所以第四张骨牌一定倒下，那就是08年你们所见证的一切，就是制造业的倒闭。第五张工商链条就是失业，如果第五张还不斩断，那第六张出来了。
当把这一切换成工商链条之后，你发现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三个误判，第一张骨牌是政府的误判，误判的结果造成整个工商链条的全面崩塌。而第二张骨牌倒下，使得中小股民误判，使得地产商误判，误判的结果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一切都可以避免，你设想一下2、3年之前我们政府就能运用现在的四大手段，还有电器的以旧换新，渠道的强化，等等这些政策，如果在三年之前推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第二张骨牌也不会倒下，就不会有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既然第二张不倒下，第三就不会倒下，这一切都可以避免，只是三个误判，是误判就一定要付代价。
国有化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手段，目的就是为了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而国有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我请每一位回到我们的国企改革，一直到现在的银行改革，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那是我们把手段当目的，为了民营化而民营化，这就是错误的。 其实民营化也好，国营化也好，这只是手段，你要选择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我不管你是国营，或者是民营，都无所谓，目的是什么？目的就一定要为老百姓创造财富，目的要藏富与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汲取这一次教训，要了解国企改革本身是对的，问题是你的目的是什么？银行改革本身也是对的，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千万不要把手段当目的，这就是我要透过这个演讲所呼吁的，这一次透过国有化成功地斩断了工商链条，设立了防火墙非常好。
四大泡沫冲击经济
我今天要讲四个泡沫，四个泡沫给我们整个经济冲击之大，我们从09年开始会一一享受到，第一个泡沫是股市泡沫，第二个泡沫是楼市泡沫，第三个泡沫就是泡沫消费，我相信你是第一个听到有人这么说，吸收掉我们35％的过剩产能竟然是泡沫消费，你知道其中危机有多大吗？因为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谓的泡沫消费简单讲，借钱来做的消费全部都是泡沫消费。美国人靠借钱从事泡沫消费，请你们猜一下美国人借钱来消费，这个钱借了多少，占GDP的比重多少？美国人借钱占GDP的比重高达95％，你能相信吗？这么可怕。
相对而言，我们中国人借的钱少得多，我们中国是一个有传统美德的民族。我们只借了13％，美国人是我们的7倍，高负债消费，为什么借钱消费叫做泡沫消费？我们中国人很多很富裕，还可以用现金买汽车，这在美国人看来是疯狂的，难以想象的，我们看他傻，他们看我们更傻。因为美国人穷，他没有现金，他都花了，借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现金，因此要把未来很多薪水都透过借钱的方式拿到今天来花，就是泡沫消费，泡沫消费的本质意义就是把未来该花的钱都在今年花了，所以就叫做泡沫消费。
美国人如何从事泡沫消费？美国银行借给A去买汽车，所以这是泡沫消费，因为他借钱买汽车，然后美国银行把一期债券卖给投资人取出一千块，再借一千块给B去投资买冰箱，再拿一千块债券借给债权人，然后又拿这个债券借给第三个人买电脑，所以他唯一的功用就是从投资里那里取回三千块钱，借给A和B、C进行泡沫消费。而中国透过政府的两项政策，第一就是拉动GDP，使得消费比例达到35％，第二个政策由于招商引资，使产能扩大到GDP的30％，就是我们一半的产能靠着三千的泡沫所吸收的。那么你慢慢看出危机了，就是我们全国对于出口的误判，误判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常态，我们甚至简单认为美国、欧洲的消费需求上升，所以我们拼命建仓，拼命扩仓，错误是一样的，因为泡沫消费一旦爆破，就像楼市跟股市一样很难起来了。
当银行借一千块给A去买汽车以后，他们把这个债权拿在手里不想借给其他人了，为什么不想借呢？因为有三聚氰氨，他就一千块钱抠在手上坐收利息，所以到11月份美国政府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美国的泡沫消费由过去三千块跌到了11月份的一千块。美国政府希望拿出8千亿美金里面一千亿借给投资人，请投资人拿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向银行收购汽车债权，然后希望银行拿这一千块借给B买冰箱，然后拿一千块冰箱的债权卖给投资人，投资人拿美国政府一千亿里面的一千块钱给银行。希望透过这种借款借给投资人一千亿的方式激活消费市场，否则就冻结了，激活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有一千块的泡沫消费变成三千块的泡沫消费。你只要跟从事出口有关的行业，10月份你的出口订单大幅下滑，原因就是中国工商链条透过35％的过剩产能跟美国的工商链条紧密的挂钩在一起了。
我在08年年初就说过10月份之后情况急转直下，这是我当时的言论，我当时判定到年底的时候这就是结果。所以这两个管道一旦遇到三聚氰氨使得泡沫消费从三千块变成一千块，第二道防火墙漏水，原因是因为三大汽车公司问题，就像一刀插在我国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这就是你所见到的2009年的开始。
所以为什么1月7日联想开始重组，本身已经不是联想是不是要重组了，而且联想现象要使得各位来宾值得警惕，因为他是必然结果，懂得我的意思嘛，这就是我们学到的第三个泡沫。
后面还有第四个泡沫， 05年、06年开始，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从而冲击第二张骨牌.按照分析，有四大重要原因，以及无数小原因，四大重要原因，第一国家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上升；第二个原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个原因劳动合同法；第四个原因宏观调控的误判，再加上其他一些小原因都是误判，但是太多了，所以我挑四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成本问题，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谈的第四个泡沫。
我透过这个场合告诉你一个新的思维，那就是国际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操作。国际金融资本这20、30年给亚洲各国造成灭顶式的冲击，而且我觉得我们对它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是对的，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今天的帝国主义是以国际化为前导，金融为后盾，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听很多人讲说，我们的经济马上会复苏，我希望他来听听我的演讲，看看日本人，看看亚洲这些国家，看看越南，你再来发言也不迟，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别国的经验，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认识，请你注意，日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多少倍，你知不知道，他都扛不住金融海啸。
一个真正以赚钱为目的的国际金融炒家，他赚钱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比如建行最大股东是谁？外资股东是谁？美国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在07年下半年声明，说次贷危机他们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建行的上市让他们赚到1300亿，也就是我们全国13亿老百姓每一个人都付出了100块.因为建行上市的定价权是由国际金融资本所掌控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注意。一旦取得定价权，它的目的就是石油价格从70块涨到147块，这是算计中国，然后跌到35，这是算计俄罗斯。2009年，普京跟他们还有一场博弈，鹿死谁手，我的水平有限，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如何博弈，在这次炒作之下，中国应该损失几千亿美金，俄罗斯也损失5千亿美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给上海宝钢上课，我就告诉宝钢，你不要把泡沫当成常态，这是第四个泡沫，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我请各位注意，今天讲了四个泡沫，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不要用正常的供需原理做判断.
第一个泡沫，股市泡沫使得中产阶级倒掉；第二个楼市泡沫使得我们地产行业从09年真正走入冬天，09年开始如果没有大量新建楼盘，你能想象他的冲击多大；第三个是消费泡沫，使得我们占了35％有关的GDP出口制造业陷入全面的困境；第四个泡沫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使得我国和能源相关的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冬天，请你注意这四个泡沫的冲击有多大，大部分的产业都被冲击到了，假设一种情况，如果事先我们就能够有判断，不要误判的话，我们今年情况不至于如此之被动。
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
我告诉各位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恶化，第一个叫做国际通货膨胀的泡沫；第二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三是《劳动合同法》的误判；第四是宏观调控的误判，连续误判。
通货膨胀，叫做国际金融资本，或者叫做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我们企业家目前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请你记住我一句话，产业资本的思维碰到金融资本所设下的金融战之后，你唯一的可能就是全败。你总认为第一要确保原材料来源，第二要确保你的市场能够销售出去，这就是我们产业资本的简单思维。如果你还停留在产业资本的水平，那你的下场就很凄惨，如果你的对手是金融资本的话，你会被杀的体无完肤。
我们这个国家有35％的过剩产能要靠出口来吸收，既然是过剩产能要靠出口吸收，所以出口减掉进口，那一定是贸易顺差，是常态，而且很多工厂进口原材料以后简单加工出口，所以在这种结构之下成为一种必然，就像在去年11月份跟12月份，我们经济已经走下坡之后，出口大跌，比如说11月份出口下跌2％，12月份出口下跌接近3％，而进口11月份下跌17％，12月份下跌21％，进口下跌的速度远远大于出口下跌的速度，这就是35％过剩产能必然的结果。那是什么结果，人民币就升值，到12月份还升值，我佩服你的勇气，是什么时代，你还敢让人民币升值，我们前一阵子连续贬值5天，被美国一吓不敢贬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吧，有些事是只能说不能做的。而且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没有想到人民币现在是全世界最强势的货币，你知道吗？美金在涨，人民币涨的还多，最强势的货币就是人民币，我们出口这么衰退了，你还保持这么强势的增值，我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我只有四个字，无话可说。
第三个《劳动合同法》又是误判，《劳动合同法》本身意义我觉得是很重大的，这点我们凭良心讲确实是，因为透过国家的立法，透过人大的立法来保护弱势群体本身是值得钦佩的，问题是你错了，到最后形成三输的局面，企业输、劳工输，政府最后买单跟着输，因为第一缺乏论证，第二缺乏试点。
第四个宏观调控的误判，这个请大家注意，我这几年就我一个人到处呼吁宏观调控是错的，当然没人听，一直到08年8月份才整个转过来，对中央政府这种态度转变我也给予正面的评价，至少转过来了,政府最近也提出很多的检讨，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为什么会误判？误判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认定中国所看到的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他们发生的原因就是认为日本当时是一样的.从表现现象来看，日本当时和我们06年、07年是一样的，可那是日本，他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银行信贷太过泛滥，但是我们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就是我讲的工商链条的第一张骨牌，他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可是当政府误判之后。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因此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收回流动性，方法之一提高利率，收回流动性；之二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而且进行了几年。到了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宣布两防，当时我那时候还是比较不成熟，我心急如焚，我到处演讲，到处呼吁政府不能两防，一定要帮助制造业，当然没人听，想自己也多事。你看看到最后还是改过来了，为什么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两个字误判。误判的结果透过三个管道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大家注意听。
第一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从民营企业部门大量收回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去了，就是GDP工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四五年宏观调控下来，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贷规模增长率依然维持在16—18％的高峰，依然没有减少，这是为什么？因为钱都去了公共建设部门，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高的信贷规模增长率，而在座各位民营企业家享受不到实惠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流动性产生了逆流转现象，从民营企业转到了公共建设部门，因此根本就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流动性移转的问题，从而使得民营经济开始萧条，而公共建设部门开始膨胀，这就是我所说的二元经济，和公共建设有关部门是过热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过冷的，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二元经济。
第二个管道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配合上了前面的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等等压力，使得民营经济部门更不想干了，结果就是从民营制造业拿出大量应该投资在制造业钱不投资，打到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去了，从而造成第二个管道流动性由过冷部门逆流转到过热的部门，而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请你注意，这三个管道毫无例外的都使得这个社会的流动性，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这就是07年当政府提高利率，或者存款准备金率，当天的股价都是上升的，而且从无例外，一般都不能解释，一般宏观调控股价应该下跌，为什么上升呢？而且每一次都是上升的，原因就是提高利率的结果，使得更多民营制造业资金进入股票市场，造成股价上升，所以二元经济才能解释这种奇怪特殊的现象.
我们的楼市也是二元经济的产物，根据一些学者做的研究，发现深圳资金炒地产资金7％是外资，其中6％是港澳台资金，只有1％是真正的外资，93％都是内资，什么意思？那就是我07年所说的，深圳房价为什么上升这么快？因为深圳企业倒闭数目应该是越来越多。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奇怪推论，也就是深圳房价翻几翻的缘故。制造业资金流入楼市的结果通常是进入高档楼盘，所以高档楼盘价格拉高之后，附近中低档楼盘随之水涨船高。所以真正有泡沫的是中低档楼盘，而不是高档楼盘，这种现象就很可怕，由于高档楼盘拉抬速度过快，使得后续大量资金竟然慢慢进入了整个结构错乱的房地产市场，就是以中高档收盘为主，这个现象是非常让人遗憾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演讲的，这种楼价上涨的后果使我们地产商产生误判，误判的结果，是大量资源被这种高档楼盘，或者中高档楼盘所锁定，大量资源进入这种楼盘，一旦萧条之后，使这种楼盘产生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现象，而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根本买不起，你再怎么跌还是买不起，因为我们整个房地产资源就误导到了结构性的扭曲上面去了，那就是以中高档为主，加上政府提倡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物，这样造成的差距就更大，实际上真正的农民工还是买不起。这就是绝对扭曲式的超额供给，这种超额供给更可怕。11月份开始的金融海啸威胁，使得地产商的资金链变得非常紧张，结果就是09年开始由于误导到这个行业，使得09年开始的地产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推出，没有大面积的新楼盘重新开始构建，这个就非常危险，现在不是楼价跌不跌的因素，而是09年政府要如何刺激大面积的构建地产。否则这个冲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09年的地产危机。地产危机来源就是我刚才讲的，这里是超额供给，这里是超额需求，两个没有连在一起。如果你这么理解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你会发现这两个市场的驱动因素就是二元经济，你只要把二元经济彻底理解了，未来的股价、楼市走势非常容易判断。
对于2009年政府的4万亿救市工程我想从目的、行动跟手段三方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首先看一看4万亿的资金用途，你们都知道大部分是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对于这个用途，我是赞同的，因为它讲的非常明确，目的是为了增加中西部人口的就业量，如果达到这个目的，那在中西部投资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认为这个目的可以达得到，如果为了这个目的保8也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你的副作用是什么？如果要在中西部创造8％的GDP增长需求，同时大量雇佣中西部人口这个我相信做得到，可是我要提醒的是，你能不能够承受副作用，因为金额太大了， 2009年之后能不能筹到4万亿都是未定之数，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比较怀疑，除非你印钞票，由于9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和欧美工商链条挂钩，所以从今年开始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将大幅下滑，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如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你如何筹集4万亿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可是按照原先规划，中央政府出一万多亿，地方政府出一万亿以及银行融资两万亿，我对于地方政府能够出一万亿我本身就表示怀疑，中央政府能不能出一万亿我也表示怀疑，但是对于银行挪出两万亿我不太怀疑。宏观调控的第一个管道就是在银行的运作之下，它将从民营经济收回大量流动性打给地方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因此它的结果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这就是代价。同理可推，如果你要从银行拿出两万亿融资，或者是政府直接发债卖给银行，其必然结果就像刚刚讲的第一个管道一样，从民营经济抽出两万亿资金打给地方政府从事中西部的基础建设，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那么你的代价就很清楚了，你要维持保8，以及中西部就业量所付出的副作用，以及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倒闭更多，失业更严重。
我认为目前保8本身都是错的。我国是一个根本不该看GDP增长的国家，真正看GDP的是美国，因为美国都是民营企业。我们呢？我们保8是什么结果？那就是透过钢筋、水泥硬堆起来保8，而且代价就是民营经济更萧条，更贫穷。这就是我们保8、保10的代价，保8，保10的应该是美国。所以目前你问我郎教授具体怎么做？这个不用操心，首先把资源用做于民生相关的民营经济，就是放弃保8，藏富于民。
如果我把4万亿投资基础建设，是一锤子买卖，建完了就失业了，那怎么办？再建第二台，再就业，建完以后又失业了，那怎么办？做回头拆第一条，一拆又就业了，拆完以后又失业了，又拆第二条，所以搞了半天你建了两条，拆了两条，老百姓是全民就业，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干，结果啥事都没有干，这就是基础建设。
4万亿投资在民营经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滚雪球，如果你能把民营经济投资营商环境改善了，你大量投资他，他赚的利润是最重要，当企业赚了利润之后会进行转投资，这样赚更多的钱聘更多的劳工，给他们更多的薪水，然后再进行转投资，从而产生所谓滚雪球的效应。一个国家的富裕，我告诉各位，是靠利润，而不是高GDP的增长率。
怎样面对2009年
我前面已经跟各位谈了很多09年中国经济的现况跟展望，我们09年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我跟各位做一个提醒，我们的企业家只有个人的辛勤奋斗历程，我们普遍缺乏萧条的洗礼，而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管怎么讲还是比较成功的，因此你们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萧条。这就是各位长期保持乐观的原因，我就想拿各位的心态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做一个比较，香港四大天王，包括李嘉诚、李兆基等，他们除了和你们一样有个人奋斗历程之外，他们还经历过各种形势的中小萧条，当然他们也没有经历这么大萧条，就凭这一点差别，就使得这四家上市公司，和我们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很多都是做地产的，他们应该是我国大型地产公司的几十倍，上百倍那么多而资本负债比率我们是100—300％，他们只有20％。而且不是平均20％，每一家都是20％，这个特别难能可贵。
我曾经私下问过四大天王里面的一位，我说你这个人这一生有成就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告诉我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保守，保守是这个人成功的关键。 我又问他第二句话，我说你手下这么多公司，不可能每家公司都看，到底注重什么呢？他回答的是这样子，他最重视稳定的现金流，什么叫做稳定的现金流？按照我们对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透过两个方法做到的，而且四大天王一模一样，这一点我感到万分震惊，第一叫现金打底，第二叫做项目对冲，透过这两个办法达到稳定的现金流。
什么叫做现金打底呢？举一个例子。我以李兆基的地产公司为例，我把恒基兆业公司过去20、30年资料做了分析，我发现恒基地产公司在过去五年是负现金流，也就是5年他的资金链是断裂的，但是他没有倒闭，请问各位如果你的资金链断裂的话，你能够支撑多长时间？而他为什么可以撑过五年，我分析的结果是他手上有两个资产非常有意思，一家叫做煤气，一家叫做租赁，这个煤气跟租赁的现金流都是稳定上升，所以虽然地产开发的现金流有5年是负的，可是当我把地产开发的现金流加上煤气的现金流，加上租赁的现金流，加在一起之后，过去20、30年没有一年是负的，统统是正的，这叫做现金流打底。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场合，能够把这两个心态一个是保守，一个是稳定的现金流这两个金玉良言送给在座各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稳定的现金流来不及了，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项目的对冲，也很难创造出所谓现金流的打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守心态下的三大指标，低负债，高现金流，停止投资，至少这是目前李嘉诚做的.
中长期你应该做什么？以我们广东为例，你想想中国工商链条第一张骨牌碰到了四大国内冲击之后，为什么这么不抗压，比如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等等的，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提升价格呢？你提升价格不是卖的更好嘛，为什么我们广东省制造业从去年开始一大片倒闭，而你不能提高价格？
这也是我跟各位讲的第二个观点:定价.在很久以前，当中国经济要发展的时候，美国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战略，那就是进入了产业链的战争时代。也就是09年开始你们所面临的这一切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你真的认为我们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吗？我告诉你，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是美国.而美国产业链战争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把整条产业链一切为二，把价值最低的放在了中国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而制造有三大特色，第一破坏环境，第二浪费资源，第三剥削劳工，他不想要。他要的是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六大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订单规划，商品运输、产品零售、终端，六加一就是整条产业链.
为什么你不能提价呢？因为产业链当中定价权是掌握在六，而不是一，所过欧美各国依然掌握着定价权，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我们这些产业资本的水平走到今天，被金融资本市场给算了，你和美国资本市场相比，还缺了定价权，所以你是做什么败什么.在这种产业链的战争之下，再加上金融战，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企业遭受多大的压力。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学生失业，因为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六，一是不需要大学生的.因为你是六加一的一，他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我们连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就搞教改，扩招，结果让很多大学生失业，为什么失业呢？因为搞不清楚六加一。
所以我认同政府所谓的产业转型，可是政府所谓的产业转型不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像联想一样，为什么今天演讲告诉你1月7号联想已经宣布要重组，因为联想收购IBM本身我在三年前就批判过他，那就是错的，为什么错？你还是在一里面下工夫，到最后一定回付出代价，他1月7号已经付了。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一里面下工夫。而真正该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包括传统行业，包括高科技不是抛弃传统行业，而是希望传统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都能够从一进入到六加一的整合，这样子你才能提高生产力。你要走上六加一高效整合之路，就是你目前短期之内保有元气，而中长期走入六加一的最高战略指导思想。那么在金融方面有没有可能？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中国人没有机会，但是产业方面的定价权我认为我们从中国开始做还有这个机会。
今天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已经严重的波及到实体经济，在这个时刻我建议你，你在短期之内要保留元气，在一定时期之内求生存，留下大量以现金为主的资源，准备一两年之后再出发，而再出发的目的，不是叫你炒楼、炒股，而希望各位以产品为中心，做六加一的整合，而且以龙头企业为推动力量，这是你两年之后做的事情。
资中筠：中国一定要进行根本性制度改革
我这个题目是制度和文化，听了一天会议以后，我想先讲我听了会议以后，我忍不住要发表的几个观点，有一些可能不太相同的看法，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角度，对上午几位先生讲的几点，我还想稍微讲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的讨论，问题不在于你的观点是什么，而在于你对现在的现实的认定是什么，评估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在哪。
首先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有人讲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呼声过于强大，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对这个前提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自由主义实际上首先自由主义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大家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有的人理解就不一样。我的理解，最基本的，譬如说那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在美国的时候，罗斯福提出还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像这种自由我认为基本的自由，这个是不是过于强大了，为这些呼吁的呼声是不是过于强大了？还是说还受到压制，大家早上提到了李慎之先生被认为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有很多的传统思想。有了这些呼声以后，受到了这么大的压制，很难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太强大了，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他去世以后，追悼会都差不多开不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太强大了，我觉得说不过去，这个是第一个认定。
还有一个，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够进行全盘的，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前提，是不是有人要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是不是都要把西方的制度马上全盘都在中国实现，实现一种将要引起地震的改革？这个主张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在我的阅读面所及，我还没有怎么看到，我觉得大家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很少有人主张再来一次，大家都是非常警惕我们中国的那种循环，就是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我们要力图避免，不管是哪一派的知识分子，都在力图避免这样的状况，主张渐进的改革，才要呼吁放宽言论，新闻自由，呼吁新闻立法，法制，今天贺卫方先生讲的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其中的一部分，不然的话这些都不要了，你天天革命就完了。说到引起地震的改革，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刚才提到了郎咸平的主张什么的，我不是搞经济的，完全外行。但是我觉得其中又有一个误区，就是不管是郎咸平也好，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东西，就是好像现在的种种社会不公是跟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比起来的，只要回到国有，这个不公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个假设的前提也是正好完全相反的。所有的不公是被认为代表国家的不知道什么人掌握这个财产权，掌握支配权引起来的，谁代表国家来掌握这些财产，所谓公有，代表全社会，我们哪一个人有发言权说中国买了那么多美国债券，赔了赚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国有垄断的大企业想涨价了，对自己的职工福利待遇有多高，我们都没有发言权，这个怎么叫国有或者是公有？所以我觉得把前提都颠倒了，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先把我的观点亮出来。
再回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所谓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这个问题。这个倒不是一个伪命题，现在有一些我看到的都是在主张改革的很多同事，或者朋友，都有不同的意见。现在有一些文章，特别反对文化决定论，主张制度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一个虚的东西，讲文化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所谓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个总的说起来，西方的制度，所有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一套东西都是西方的制度，它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有它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也讲到的宪政，宪法，观念，或者是民本主义，古已有之，用不着改革，回到孟子的君轻民贵就行了。整套的西方的宪政，民主这一套东西，根本就是两码事，也就是说好像西医和中医一样，中医的所谓肾，肾虚，阴虚阳虚，跟西医的肺，五脏六腑根本配不上套，所以我们沿着自己的走下去。
文化决定论，就会导向我们不需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由于对于这样的一种决定论深恶痛绝，所以就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说法。制度决定论的意思，根本就不用考虑思想，文化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只要制度变了就好办，一切的问题都在制度的背后。
我现在比较着重谈一下，首先我是反对决定论，我觉得哪一个决定论都没有办法决定的，制度和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我讲这个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就是指的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民族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记忆，而不是说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是西餐，着装，书画这些东西。这些会永远保留下去的，唱歌跳舞，当然也有融合，但是这个不重要，不影响社会整个的发展，我讲的文化也包括政治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我觉得在一定的时候是非常影响制度的改变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制度是靠人来建设的，也是靠人来实现的。假设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先知也好，皇帝也好，订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靠谁来执行，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中央政策很好，但是一到底下去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一大群人来执行这个政策，就由他的思想来执行，制度靠人来执行，靠人建立，但是人是有思想的，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某一个时期，大家都这么想，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时期，毛泽东被神话，他自己要神话自己是不太容易的，他必须很多人顶礼膜拜，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相信他是神的话，就不会顶礼膜拜，成为这样一个信仰，包括我自己在那个时期也顶礼膜拜，这就代表了某种文化。
这种文化在中国说起来有三个方面，从中国传统来看，中国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好官，有一个好皇帝为他们做主，这是中国一般老百姓的传统的想法，在西方的这些思想之前，在被打开国门之前，中国的老百姓脑子里头很少有依法维权的观念，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父母官，包青天，或者一个好皇帝来为他作主。中国的士大夫寄希望于明君，做帝王师，一般中国的士大夫，他寄托在这个方面，而不是自己独树一帜，来独立提出一个政治主张来。中国的皇帝就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三个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的社会格局，这个东西如果不遇到强大的冲击的话，是很难突破的，这个强大的冲击就来自十九世纪中叶，不期而遇碰到了西方的冲击，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奴隶的，从这个开始，我觉得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为演变的可能性注入了一个因素，可以使得这个文化在里面开始变了，就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不是全能的先知，就是先得到，先觉悟的，看到了一些，然后提出了呐喊，要改造我们的文化。看到了一个制度好的问题，再进一步，今天上午秦教授讲到郭嵩焘这些人，下一步到了五四这一时代，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大家已经共和了，结果发现真正把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一套东西在社会上推行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这个顽强的抵抗来自传统文化，所以才发生了巴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呐喊，或者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现在你站得很远来看，你觉得是过激了，或者是后来引起了不良后果了，但是如果你站在当时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映，你站在像鲁迅的，巴金，已经接受了外来先进思想，然后看到本国的社会如此之黑暗，首先对象是家族，不要小看这个家族，因为我小时候还看到了我自己的家庭是比较民主的，新式的家庭，我的远亲在家族的旧礼教破坏里面牺牲了不知道有多少，特别是女性，《家》《春》《秋》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震动，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是反映了千千万万要求自己男女的需要，不能小看这一点，像我这一代人体会比较多，我父母那一代赶上了五四运动的冲击，才有了婚姻自由的要求，这在当时是非常少数，非常新的情况，有职业的妇女这一类的都是当时非常新的，这不是一个制度问题，法律早就有了，而且中国的女校还是比较早的，北大很早就接受女生，但是在整个社会你不改造这个文化，都是行不通的，这不是法律制度的问题。
我们提到思想改造，都会想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改造，向相反方向的改造，不是改造你个性解放，这是方向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强迫的。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不能很侥幸地说，你能够教育什么人，既然我们多接触了那么多外来的思想，就像富人先发财了一样，就有理由回报社会，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也有责任回过头来对使得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思想，对社会有所影响。这个就是无形中对文化有所改造，100年来，我们的先辈，一些仁人志士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提出了很多尽管不完善，还有缺陷，但是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一种学说和理论。比如梁启超的新民说，我看到这个以后，因为我当时记得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看到报上有这么一个消息，大概好多年前了，有一个外企的老板命令全体工人下跪，要不下跪的话就开除他们，有一个工人坚决不跪，于是被开除了，报上大大宣传这个不跪的工人，在外国人面前保留中国人国格，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国格和人格孰先，如果是中国们老板采取这个办法，你是跪还是不跪？中国人的老板对职工的压迫也很多，限制人身自由，上厕所只许一分钟，很多的，对于这个媒体就没有什么报道，我写了这个文章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间接，我看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他说一国的国民在本国整天是受迫害，拿他不当人对待，怎么样，外国侵略以后，你要求他站起来保护国家，这是妄想，所以他说要做新民，使得本国的国民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你自己迫害自己本国的国民的话，你根本不能拿国家和国家来讲，就像鲁迅说的，不要再反对做帝国主义的奴隶的同时，说还不如做我们自己国家的人的奴隶好一点，中国人在这个文化当中，为什么现在极端民族主义特别被煽动起来，如果对外，大家特别理直气壮，对内的话，个人的人格就不是广大老百姓觉悟到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算一种文化，跟制度没有关系。
现在官员的权力太大了，需要改革，但是人的观念来讲，为什么改革开放必须达到两个凡是，所谓真理的标准的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的解放，思想解放，但是那个很不彻底。后来实际上又回到两个凡是上面去了，你要冲破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思想解放，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就不是制度改革问题了，当前非常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碰到的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早期改革碰到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讲的雇工几个以上就是剥削，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心里明白的人，包括掌权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碰到很多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冲击力应该是自下而上，就更加需要普及某一种维权的思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一般老百姓里面有没有这个思想呢，我觉得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马上就会有法制观念，无形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到处都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这个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文化的普及，这种思想，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普及非常重要，对于每一个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把我们改造妨碍制度改革的一些文化和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现在讲传统，说我们把儒家思想打破了以后，道德就没有依据，你不可能所有都取消之掉，建立全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比较欣赏道德抽象继承论，旧瓶装新酒，传统道德还是要的，但是你忠于什么就不一样了，忠君是忠，忠于自己的事业，忠总是一个好的品德，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到晚老背叛是好的，这个里面可以在新的社会需要里面装进新的内容去，这样就可以跟传统结合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把1949年以后的传统，跟1949年以前的传统应该有一个区分。把 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些坏事都算到孔子身上去，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原来的一套旧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在1949年以后才有的，就是道统和法统的合一，今天刘军宁先生讲到中国的皇帝直接受命于天，没有先知来制约他，但是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所以有昏君。1949年以后道统和法统合二为一，我奉行马克思主义，谁在中南海掌权，就说我说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者研究的，这个是我们以后非常大的改变，跟传统文化还不能都算在老祖宗的帐上，谁掌权谁就代表真理，这对知识界的冲击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时间不够了，我暂时先讲到这。
冯兴元：非常感谢资中筠女士非常精彩的发言，也批评了上午陈明他们的一些观念。接下去就是讨论。
提问：资老师好。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改革，贺卫方老师也说了，实际上对传统文化是很大的否定的，是不是西方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彼岸呢？我们讲美国总统的时候，总是讲克林顿，奥巴马的胜利。我们谈到美国文化胜利的时候，往往讲它的经济繁荣，比如说英国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基础上，美国把所有的第三世界作为他的工人和工厂才有经济的繁荣，到底是经济胜利，还是民主自由制度上的胜利呢？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我们中国是不是应该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资中筠：首先我们中国当然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我是说这样的意思。首先我没有主张照搬西方所有的制度，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我刚才讲的四大自由，人民应该有同等的权利，我们想建立金融帝国，也建立不了了，没有机会。英国是完全建立在殖民基础上才发展起来，这也不对，它先有了制度改革，有了大宪章，然后才有伊丽莎白女王，她是比较尊重宪政，维持国内和平，才有力量到海外扩张，美国的扩张是比较后的，没扩张之前，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在二十世纪以前，他经历了很多制度的改革，他们建立了宪法，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改革，它的整个制度本身就允许他的制度有自我调节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是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它有强大的舆论监督，而且是不受约束的，造成了它二十世纪早期的繁荣。当然它也有很多问题，我也提出过美国是对内型民主，对外型霸权，在国际政治里面他的行为一点也不民主。国际政治目前为止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力量，所以它还是强权政治的表现，现在也不是跟最初的强权政治一样了，有少量的制约力量，就是经济的互相依赖，并不妨碍它对内实行民主，这些西方国家对他自己的老百姓比对外国老百姓好，跟我们正好相反。
提问：从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文化作品中提到新人，始终关注一个问题，鲁迅提出来的立人问题。新民和立人的办法是什么？是启蒙吗？如果是启蒙的话，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讲启蒙，被启蒙的那些对象，比如说现在的农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阶层，他们是不是有强烈的被启蒙的需求呢？现在的文化价值已经多元化了，很可能咱们已经要启蒙的对象，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虽然说咱们可以完全不认同他，但是对他的观念的固执，怎么解决？
资中筠：我觉得启蒙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启蒙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愚昧无知里面取得自由，启蒙的英文意思就是光线，他们认为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下，是一个黑暗社会，让理性之光照进来就是启蒙，不用讳言，当然是应该通过教育加以启蒙。
提问：刚才我没有好好听课，但是我对于您刚才所说的制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完全听明白。您的话题是制度与文化，您的总结性的观点，对于制度与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您能再说一遍吗？
资中筠：我原来的文章，制度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到底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制度更决定，还是文化更决定，跟鸡与蛋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一阶段里面，文化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但是互相是互为因果的。
首先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有人讲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呼声过于强大，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对这个前提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自由主义实际上首先自由主义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大家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有的人理解就不一样。我的理解，最基本的，譬如说那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在美国的时候，罗斯福提出还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像这种自由我认为基本的自由，这个是不是过于强大了，为这些呼吁的呼声是不是过于强大了？还是说还受到压制，大家早上提到了李慎之先生被认为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有很多的传统思想。有了这些呼声以后，受到了这么大的压制，很难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太强大了，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他去世以后，追悼会都差不多开不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太强大了，我觉得说不过去，这个是第一个认定。
还有一个，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够进行全盘的，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前提，是不是有人要把西方的制度全盘引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是不是都要把西方的制度马上全盘都在中国实现，实现一种将要引起地震的改革？这个主张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在我的阅读面所及，我还没有怎么看到，我觉得大家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很少有人主张再来一次，大家都是非常警惕我们中国的那种循环，就是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我们要力图避免，不管是哪一派的知识分子，都在力图避免这样的状况，主张渐进的改革，才要呼吁放宽言论，新闻自由，呼吁新闻立法，法制，今天贺卫方先生讲的都是主张渐进的改革其中的一部分，不然的话这些都不要了，你天天革命就完了。说到引起地震的改革，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刚才提到了郎咸平的主张什么的，我不是搞经济的，完全外行。但是我觉得其中又有一个误区，就是不管是郎咸平也好，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东西，就是好像现在的种种社会不公是跟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比起来的，只要回到国有，这个不公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个假设的前提也是正好完全相反的。所有的不公是被认为代表国家的不知道什么人掌握这个财产权，掌握支配权引起来的，谁代表国家来掌握这些财产，所谓公有，代表全社会，我们哪一个人有发言权说中国买了那么多美国债券，赔了赚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国有垄断的大企业想涨价了，对自己的职工福利待遇有多高，我们都没有发言权，这个怎么叫国有或者是公有？所以我觉得把前提都颠倒了，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先把我的观点亮出来。
再回到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所谓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这个问题。这个倒不是一个伪命题，现在有一些我看到的都是在主张改革的很多同事，或者朋友，都有不同的意见。现在有一些文章，特别反对文化决定论，主张制度决定论，认为文化是一个虚的东西，讲文化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所谓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文化决定论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个总的说起来，西方的制度，所有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一套东西都是西方的制度，它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有它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也讲到的宪政，宪法，观念，或者是民本主义，古已有之，用不着改革，回到孟子的君轻民贵就行了。整套的西方的宪政，民主这一套东西，根本就是两码事，也就是说好像西医和中医一样，中医的所谓肾，肾虚，阴虚阳虚，跟西医的肺，五脏六腑根本配不上套，所以我们沿着自己的走下去。
文化决定论，就会导向我们不需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由于对于这样的一种决定论深恶痛绝，所以就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说法。制度决定论的意思，根本就不用考虑思想，文化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只要制度变了就好办，一切的问题都在制度的背后。
我现在比较着重谈一下，首先我是反对决定论，我觉得哪一个决定论都没有办法决定的，制度和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我讲这个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就是指的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民族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记忆，而不是说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是西餐，着装，书画这些东西。这些会永远保留下去的，唱歌跳舞，当然也有融合，但是这个不重要，不影响社会整个的发展，我讲的文化也包括政治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我觉得在一定的时候是非常影响制度的改变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制度是靠人来建设的，也是靠人来实现的。假设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先知也好，皇帝也好，订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靠谁来执行，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中央政策很好，但是一到底下去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一大群人来执行这个政策，就由他的思想来执行，制度靠人来执行，靠人建立，但是人是有思想的，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某一个时期，大家都这么想，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时期，毛泽东被神话，他自己要神话自己是不太容易的，他必须很多人顶礼膜拜，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相信他是神的话，就不会顶礼膜拜，成为这样一个信仰，包括我自己在那个时期也顶礼膜拜，这就代表了某种文化。
这种文化在中国说起来有三个方面，从中国传统来看，中国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好官，有一个好皇帝为他们做主，这是中国一般老百姓的传统的想法，在西方的这些思想之前，在被打开国门之前，中国的老百姓脑子里头很少有依法维权的观念，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父母官，包青天，或者一个好皇帝来为他作主。中国的士大夫寄希望于明君，做帝王师，一般中国的士大夫，他寄托在这个方面，而不是自己独树一帜，来独立提出一个政治主张来。中国的皇帝就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三个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的社会格局，这个东西如果不遇到强大的冲击的话，是很难突破的，这个强大的冲击就来自十九世纪中叶，不期而遇碰到了西方的冲击，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奴隶的，从这个开始，我觉得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为演变的可能性注入了一个因素，可以使得这个文化在里面开始变了，就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不是全能的先知，就是先得到，先觉悟的，看到了一些，然后提出了呐喊，要改造我们的文化。看到了一个制度好的问题，再进一步，今天上午秦教授讲到郭嵩焘这些人，下一步到了五四这一时代，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大家已经共和了，结果发现真正把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一套东西在社会上推行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这个顽强的抵抗来自传统文化，所以才发生了巴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呐喊，或者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现在你站得很远来看，你觉得是过激了，或者是后来引起了不良后果了，但是如果你站在当时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反映，你站在像鲁迅的，巴金，已经接受了外来先进思想，然后看到本国的社会如此之黑暗，首先对象是家族，不要小看这个家族，因为我小时候还看到了我自己的家庭是比较民主的，新式的家庭，我的远亲在家族的旧礼教破坏里面牺牲了不知道有多少，特别是女性，《家》《春》《秋》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震动，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是反映了千千万万要求自己男女的需要，不能小看这一点，像我这一代人体会比较多，我父母那一代赶上了五四运动的冲击，才有了婚姻自由的要求，这在当时是非常少数，非常新的情况，有职业的妇女这一类的都是当时非常新的，这不是一个制度问题，法律早就有了，而且中国的女校还是比较早的，北大很早就接受女生，但是在整个社会你不改造这个文化，都是行不通的，这不是法律制度的问题。
我们提到思想改造，都会想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改造，向相反方向的改造，不是改造你个性解放，这是方向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强迫的。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不能很侥幸地说，你能够教育什么人，既然我们多接触了那么多外来的思想，就像富人先发财了一样，就有理由回报社会，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也有责任回过头来对使得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思想，对社会有所影响。这个就是无形中对文化有所改造，100年来，我们的先辈，一些仁人志士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提出了很多尽管不完善，还有缺陷，但是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一种学说和理论。比如梁启超的新民说，我看到这个以后，因为我当时记得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我看到报上有这么一个消息，大概好多年前了，有一个外企的老板命令全体工人下跪，要不下跪的话就开除他们，有一个工人坚决不跪，于是被开除了，报上大大宣传这个不跪的工人，在外国人面前保留中国人国格，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国格和人格孰先，如果是中国们老板采取这个办法，你是跪还是不跪？中国人的老板对职工的压迫也很多，限制人身自由，上厕所只许一分钟，很多的，对于这个媒体就没有什么报道，我写了这个文章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间接，我看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他说一国的国民在本国整天是受迫害，拿他不当人对待，怎么样，外国侵略以后，你要求他站起来保护国家，这是妄想，所以他说要做新民，使得本国的国民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你自己迫害自己本国的国民的话，你根本不能拿国家和国家来讲，就像鲁迅说的，不要再反对做帝国主义的奴隶的同时，说还不如做我们自己国家的人的奴隶好一点，中国人在这个文化当中，为什么现在极端民族主义特别被煽动起来，如果对外，大家特别理直气壮，对内的话，个人的人格就不是广大老百姓觉悟到的一个问题，这个应该算一种文化，跟制度没有关系。
现在官员的权力太大了，需要改革，但是人的观念来讲，为什么改革开放必须达到两个凡是，所谓真理的标准的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的解放，思想解放，但是那个很不彻底。后来实际上又回到两个凡是上面去了，你要冲破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思想解放，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就不是制度改革问题了，当前非常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碰到的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早期改革碰到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讲的雇工几个以上就是剥削，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心里明白的人，包括掌权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碰到很多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冲击力应该是自下而上，就更加需要普及某一种维权的思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一般老百姓里面有没有这个思想呢，我觉得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马上就会有法制观念，无形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到处都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这个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文化的普及，这种思想，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普及非常重要，对于每一个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把我们改造妨碍制度改革的一些文化和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现在讲传统，说我们把儒家思想打破了以后，道德就没有依据，你不可能所有都取消之掉，建立全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比较欣赏道德抽象继承论，旧瓶装新酒，传统道德还是要的，但是你忠于什么就不一样了，忠君是忠，忠于自己的事业，忠总是一个好的品德，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到晚老背叛是好的，这个里面可以在新的社会需要里面装进新的内容去，这样就可以跟传统结合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把1949年以后的传统，跟1949年以前的传统应该有一个区分。把 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些坏事都算到孔子身上去，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原来的一套旧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东西，在1949年以后才有的，就是道统和法统的合一，今天刘军宁先生讲到中国的皇帝直接受命于天，没有先知来制约他，但是皇帝只代表法统，他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还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饱学鸿儒在制订道德标准，所以有昏君。1949年以后道统和法统合二为一，我奉行马克思主义，谁在中南海掌权，就说我说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学者研究的，这个是我们以后非常大的改变，跟传统文化还不能都算在老祖宗的帐上，谁掌权谁就代表真理，这对知识界的冲击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时间不够了，我暂时先讲到这。
冯兴元：非常感谢资中筠女士非常精彩的发言，也批评了上午陈明他们的一些观念。接下去就是讨论。
提问：资老师好。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改革，贺卫方老师也说了，实际上对传统文化是很大的否定的，是不是西方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彼岸呢？我们讲美国总统的时候，总是讲克林顿，奥巴马的胜利。我们谈到美国文化胜利的时候，往往讲它的经济繁荣，比如说英国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基础上，美国把所有的第三世界作为他的工人和工厂才有经济的繁荣，到底是经济胜利，还是民主自由制度上的胜利呢？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我们中国是不是应该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资中筠：首先我们中国当然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我是说这样的意思。首先我没有主张照搬西方所有的制度，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我刚才讲的四大自由，人民应该有同等的权利，我们想建立金融帝国，也建立不了了，没有机会。英国是完全建立在殖民基础上才发展起来，这也不对，它先有了制度改革，有了大宪章，然后才有伊丽莎白女王，她是比较尊重宪政，维持国内和平，才有力量到海外扩张，美国的扩张是比较后的，没扩张之前，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在二十世纪以前，他经历了很多制度的改革，他们建立了宪法，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改革，它的整个制度本身就允许他的制度有自我调节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是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它有强大的舆论监督，而且是不受约束的，造成了它二十世纪早期的繁荣。当然它也有很多问题，我也提出过美国是对内型民主，对外型霸权，在国际政治里面他的行为一点也不民主。国际政治目前为止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力量，所以它还是强权政治的表现，现在也不是跟最初的强权政治一样了，有少量的制约力量，就是经济的互相依赖，并不妨碍它对内实行民主，这些西方国家对他自己的老百姓比对外国老百姓好，跟我们正好相反。
提问：从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文化作品中提到新人，始终关注一个问题，鲁迅提出来的立人问题。新民和立人的办法是什么？是启蒙吗？如果是启蒙的话，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讲启蒙，被启蒙的那些对象，比如说现在的农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阶层，他们是不是有强烈的被启蒙的需求呢？现在的文化价值已经多元化了，很可能咱们已经要启蒙的对象，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虽然说咱们可以完全不认同他，但是对他的观念的固执，怎么解决？
资中筠：我觉得启蒙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启蒙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愚昧无知里面取得自由，启蒙的英文意思就是光线，他们认为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下，是一个黑暗社会，让理性之光照进来就是启蒙，不用讳言，当然是应该通过教育加以启蒙。
提问：刚才我没有好好听课，但是我对于您刚才所说的制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没有完全听明白。您的话题是制度与文化，您的总结性的观点，对于制度与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您能再说一遍吗？
资中筠：我原来的文章，制度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到底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制度更决定，还是文化更决定，跟鸡与蛋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一阶段里面，文化起的作用比较大一点，但是互相是互为因果的。
政府应该干预经济吗？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教训
曹长青
面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不少人把它和三十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也认为灾难之源是华尔街，是商人投机，甚至怀疑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目前美国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很像三十年代左翼罗斯福政府那样，政府要用税金救市，国家对经济更加干预。
对于三十年代那场经济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早就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的错误经济政策造成的，而不是自由市场制度本身的问题。而罗斯福名为「新政」、更多国家干预经济的救市政策，导致市场无法按自己的规律「触底反弹」，等于人为地延续了经济危机的长度。
在大萧条发生之际，正是美国共和党籍的胡佛执政。共和党的经济理念本应是小政府，减税、充分市场经济，但胡佛恰恰是共和党中理念不清的妥协派;在他执政期间，信奉赤字运作，政府大兴土木，投资各种社会项目，结果自1929年到1932年间，联邦政府的开支增加了50%以上，达到美国和平时期的最大增幅。例如像著名的旧金山大桥、洛杉矶高架渠、胡佛水坝等巨额项目，都是这个时期投资的。
●政府干预经济，导致三十年代大萧条
前美国《商业周刊》主任记者威尔逊(Andrew Wilson)最近在《华尔街日报》题为「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五点探秘：胡佛不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的文章指出，很多学者都倾向认为，1929年10月的美国股市大崩盘(最后跌了82%)，和当年五月国会通过的把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提高一倍的议案有相当的关系。这项被胡佛签字成为法律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严重受限。虽然当年经贸出口只占美国国民产生总值(GDP)的7%，但贸易在美国农业收入中却占到近三分之一。
而股票市场的崩盘，也和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类似，也是由于信贷太容易，结果导致人们的投机欲望大增。美国经济历史学者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他那本分析大萧条的经典著作《狂热，恐慌，崩盘》(Manias, Panics, Crashes)中指出：由于太容易得到信用(credit)，结果引诱了疯狂的投机行为，人们买地购产是为了马上转手获利(和今天投资房地产成泡沫一模一样)，而股市当然是更佳投机之地，但最后当不可避免地回到真实价值的时候，人们就共同恐慌，纷纷抛售，结果就是崩盘。
在二十年代，美国的左翼思潮就开始抬头，政府推出了最低工资、福利制度、反托拉斯等政策。胡佛执政时，更明确要求企业自我限制，不要降低雇员的工资。这种政策，受到左派工会的热烈欢迎。
●「新政」是「社政」：推行社会主义
在经济危机、人们对胡佛怨声载道中，民主党的罗斯福在1932年当选总统。进入白宫之后，罗斯福就立即在胡佛已铺垫的大政府经济政策下，利用股市危机，以救市为旗号，更大规模、更大深度地走向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所谓「新政」，其实就是「社政」，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政府全面地介入经济，干预经济，管制经济。罗斯福甚至一度想把钢铁厂都收归国有，由于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才没做成。到了1938年，经过胡佛、罗斯福前后十年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五个美国工人中，仍有一个失业。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中断了市场按自己规律触底反弹的进程。在被政府管制束缚下，经济根本无法有活力。到193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才比1929年增长不足0.1%。直至二战全面爆发，美国进入战时经济，才逐步走出那场危机。
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美国三十年代的那场经济大萧条，就像今天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都是华尔街的错，是市场经济的错，是资本主义的错。而且罗斯福的救市新政，则成了挽救美国经济的灵丹妙药。威尔逊在文章中不无悲哀地说，胡佛和罗斯福在那场大萧条中的「胜利」是，从此美国作家、知识分子等精英们，都更倾向支持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这决定性地影响了一代代美国人对那场经济危机的看法。
●美国汽车工人每小时拿73美元
今天，面对次贷金融危机，包括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是否破产等问题，美国左翼知识界又和当年一样，站在所谓照顾大众利益的道德高地，呼吁政府救市，支持国家干预经济。但政府用「权力之手」能够代替「市场看不见的手」起到的作用吗?是不是会像当年罗斯福新政一样，最后使美国经济危机的时间更为延长?
仅以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为例，不管政府给多少贷款、怎么「救」，其实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这些公司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因现在他们每生产一台汽车，成本就会比竞争对手多几千美元。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主要因为工人福利过高，汽车的成本远高于市场售价。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舍克(James Sherk)最近的论文说，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美国最大车厂「通用汽车公司」(GM)的工人，每小时成本高达73.26美元，其中基本工资30美元，节假加班工资加倍，最后每小时工资达39.68美元;其它的33.58美元(占46%)是工人的医疗保险、退休金等各种福利。通用汽车公司的退休员工和现役工人的比例为4比1(克赖斯勒是2比1;福特是1.6比1)，大量退休工人，又拿高福利，通用公司的汽车成本怎么可能降下来?
●靠政府输血，只是慢性死亡
汽车公司为什么要给工人这么高的福利?因为工会动不动就组织罢工，瘫痪工厂，逼迫公司签署了高福利协议。当年经济好的时候还能支付得起，现在则无法应对。工会势力一向得到美国左翼民主党的支持，更得到在知识界占多数的左倾知识分子的舆论撑腰。每有大罢工，都是资本家的错，工人永远是胜利者。而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所在地的底特律，黑人占绝对多数(近九成)、左翼势力非常强大。
按照美国破产法，三大汽车公司如申请破产，车厂仍会继续开工，只不过会削减人员、转移产权，债权人将重组公司管理层。原来公司和工会签署的高福利协议等，也不再有效，而要根据现实情况复位。破产，等于给三大汽车公司一个绝处重生的机会;而靠政府输血，只能慢性挣扎，最后仍是死亡，因政府投资多少，都无法填补那个「每生产一辆车就亏损」的结构性黑洞。破产，不等于公司和品牌消失，像美国著名的航空公司Delta、联航UA、全国零售连锁店Kmart，大电信公司MCI等，都曾申请破产，结果被债权人重组后，都获得新生。
奥巴马进入白宫，是像当年罗斯福那样，利用经济危机，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延长危机;还是吸取当年的教训，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人们还要拭目以待。但从奥巴马以往的左倾历史来看，恐怕是凶多吉少。这才是美国的危机，更是世界经济的悲哀。
面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不少人把它和三十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也认为灾难之源是华尔街，是商人投机，甚至怀疑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目前美国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很像三十年代左翼罗斯福政府那样，政府要用税金救市，国家对经济更加干预。
对于三十年代那场经济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早就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的错误经济政策造成的，而不是自由市场制度本身的问题。而罗斯福名为「新政」、更多国家干预经济的救市政策，导致市场无法按自己的规律「触底反弹」，等于人为地延续了经济危机的长度。
在大萧条发生之际，正是美国共和党籍的胡佛执政。共和党的经济理念本应是小政府，减税、充分市场经济，但胡佛恰恰是共和党中理念不清的妥协派;在他执政期间，信奉赤字运作，政府大兴土木，投资各种社会项目，结果自1929年到1932年间，联邦政府的开支增加了50%以上，达到美国和平时期的最大增幅。例如像著名的旧金山大桥、洛杉矶高架渠、胡佛水坝等巨额项目，都是这个时期投资的。
●政府干预经济，导致三十年代大萧条
前美国《商业周刊》主任记者威尔逊(Andrew Wilson)最近在《华尔街日报》题为「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五点探秘：胡佛不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的文章指出，很多学者都倾向认为，1929年10月的美国股市大崩盘(最后跌了82%)，和当年五月国会通过的把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提高一倍的议案有相当的关系。这项被胡佛签字成为法律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严重受限。虽然当年经贸出口只占美国国民产生总值(GDP)的7%，但贸易在美国农业收入中却占到近三分之一。
而股票市场的崩盘，也和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类似，也是由于信贷太容易，结果导致人们的投机欲望大增。美国经济历史学者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他那本分析大萧条的经典著作《狂热，恐慌，崩盘》(Manias, Panics, Crashes)中指出：由于太容易得到信用(credit)，结果引诱了疯狂的投机行为，人们买地购产是为了马上转手获利(和今天投资房地产成泡沫一模一样)，而股市当然是更佳投机之地，但最后当不可避免地回到真实价值的时候，人们就共同恐慌，纷纷抛售，结果就是崩盘。
在二十年代，美国的左翼思潮就开始抬头，政府推出了最低工资、福利制度、反托拉斯等政策。胡佛执政时，更明确要求企业自我限制，不要降低雇员的工资。这种政策，受到左派工会的热烈欢迎。
●「新政」是「社政」：推行社会主义
在经济危机、人们对胡佛怨声载道中，民主党的罗斯福在1932年当选总统。进入白宫之后，罗斯福就立即在胡佛已铺垫的大政府经济政策下，利用股市危机，以救市为旗号，更大规模、更大深度地走向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所谓「新政」，其实就是「社政」，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政府全面地介入经济，干预经济，管制经济。罗斯福甚至一度想把钢铁厂都收归国有，由于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才没做成。到了1938年，经过胡佛、罗斯福前后十年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五个美国工人中，仍有一个失业。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中断了市场按自己规律触底反弹的进程。在被政府管制束缚下，经济根本无法有活力。到193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才比1929年增长不足0.1%。直至二战全面爆发，美国进入战时经济，才逐步走出那场危机。
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美国三十年代的那场经济大萧条，就像今天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都是华尔街的错，是市场经济的错，是资本主义的错。而且罗斯福的救市新政，则成了挽救美国经济的灵丹妙药。威尔逊在文章中不无悲哀地说，胡佛和罗斯福在那场大萧条中的「胜利」是，从此美国作家、知识分子等精英们，都更倾向支持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这决定性地影响了一代代美国人对那场经济危机的看法。
●美国汽车工人每小时拿73美元
今天，面对次贷金融危机，包括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是否破产等问题，美国左翼知识界又和当年一样，站在所谓照顾大众利益的道德高地，呼吁政府救市，支持国家干预经济。但政府用「权力之手」能够代替「市场看不见的手」起到的作用吗?是不是会像当年罗斯福新政一样，最后使美国经济危机的时间更为延长?
仅以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为例，不管政府给多少贷款、怎么「救」，其实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这些公司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因现在他们每生产一台汽车，成本就会比竞争对手多几千美元。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主要因为工人福利过高，汽车的成本远高于市场售价。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舍克(James Sherk)最近的论文说，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美国最大车厂「通用汽车公司」(GM)的工人，每小时成本高达73.26美元，其中基本工资30美元，节假加班工资加倍，最后每小时工资达39.68美元;其它的33.58美元(占46%)是工人的医疗保险、退休金等各种福利。通用汽车公司的退休员工和现役工人的比例为4比1(克赖斯勒是2比1;福特是1.6比1)，大量退休工人，又拿高福利，通用公司的汽车成本怎么可能降下来?
●靠政府输血，只是慢性死亡
汽车公司为什么要给工人这么高的福利?因为工会动不动就组织罢工，瘫痪工厂，逼迫公司签署了高福利协议。当年经济好的时候还能支付得起，现在则无法应对。工会势力一向得到美国左翼民主党的支持，更得到在知识界占多数的左倾知识分子的舆论撑腰。每有大罢工，都是资本家的错，工人永远是胜利者。而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所在地的底特律，黑人占绝对多数(近九成)、左翼势力非常强大。
按照美国破产法，三大汽车公司如申请破产，车厂仍会继续开工，只不过会削减人员、转移产权，债权人将重组公司管理层。原来公司和工会签署的高福利协议等，也不再有效，而要根据现实情况复位。破产，等于给三大汽车公司一个绝处重生的机会;而靠政府输血，只能慢性挣扎，最后仍是死亡，因政府投资多少，都无法填补那个「每生产一辆车就亏损」的结构性黑洞。破产，不等于公司和品牌消失，像美国著名的航空公司Delta、联航UA、全国零售连锁店Kmart，大电信公司MCI等，都曾申请破产，结果被债权人重组后，都获得新生。
奥巴马进入白宫，是像当年罗斯福那样，利用经济危机，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延长危机;还是吸取当年的教训，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人们还要拭目以待。但从奥巴马以往的左倾历史来看，恐怕是凶多吉少。这才是美国的危机，更是世界经济的悲哀。
解说真实历史中的吴三桂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吴三桂是汉奸，引清兵入关，灭亡了明朝，其实吴三桂诱清兵入关，是想借北京城内爆发的鼠疫消灭满清。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三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四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死耗子，知道和耗子的死亡有关系，因此得名鼠疫。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五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六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人逐步侵入耗子的领地，这样也接触了一直存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三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四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死耗子，知道和耗子的死亡有关系，因此得名鼠疫。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五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六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人逐步侵入耗子的领地，这样也接触了一直存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贫富差距核心矛盾是利益特权制度
有些人声称，他只是仇恨不当致富的富人，但是，“什么是不当？”，他全说不上来！就算是不当致富，还轮到什么人仇视吗？法律管着呢！要知道，犯法所得有法律管着，他没有寻求司法解决；如果说法律不是民法共约，那他仇的是特权制度，要仇的应该是不公平的法律，仇富人干嘛？偏偏这些愚民贱民，仇的是“富”；而且是不分好坏地仇富！
看来，对于一些仇富的暴民来说，是比他富的就是富；他说坏的就是坏的，不坏也坏！道德裁判，只有皇帝才拥有的权力；他想当皇帝！————中国盛产的就是这种动物，利益天天被损害，却一天到晚想当皇帝损害别人！————愚暴贱民！这时笔者又想起了铁木真的名言：“占有别人的财物，奸淫别人的妻女，骑别人的马”。这等样人，大概也会仇视别人有老婆，或者别人的妻比他的老婆漂亮贤惠吧？是不是也要再喊几声不公平呢？
这种人没有想到，既然他有能力上网当小粪，就说明中国大有比他穷的人。当他仇富时，是不是也有人更有穷人仇他本人？当这种人对茅于轼等人人身攻击的时侯，马丁神父该出场了吧？（笑笑）。奉劝这些人，别老是以穷人自居骂街，好象富人欠了他十八辈子似的。至少在今天，能够上网骂街要买经适房的，能够骂街嫌油价贵的，能够用电脑打字骂娘的，能够打手机操爹的，都不能算是穷人。你可以因“富人”富操富人，你的身上，一定有多得多的比你穷的人，可以随时把你操成“淫肠综合症”。
今天中国，事实上是一个毫无社会财产积蓄的，极左理想中的赤贫均贫的社会，所不均的，只是侵吞社会公众利益的特权而已。那些上窜下跳的极左仇富暴民丑类，求的是公义吗？不！他们求的，只不过是能够成为侵吞公众利益的一分子！看到一些愚暴贱民攻击讲实话做实事的茅于轼老人，追捧讲虚话没做事的张宏良之流时侯，那种痴愚的模样，笔者真是感到万分悲哀：这个人科动物们，那些愚暴的贱民动物，他们真的是他母亲的给人卖进淫子里，他还争着拉皮条赚小费，嫖他们的母亲。
今天社会既得权力者，能够维护它的主张吗？能够瓦解“不饥不寒不愁生死还有未来”的“暴民”的殊死斗志吗？所以，持暴力立场的极左，最终发现，只有他家的宠物狗跟着他闹革命。这就是极端分子的真实写照。既然今天中国的制度，因为方便了权钱交易，而令官商横行，权商变富。那就用民主制度，斩断权与钱之间的联系，不要让《寻租腐败定律》总有发挥的余地，不要总是《公务员和垄断企事业单位加薪加福利，公众加税减保障》。
另一方面，既然特权才是主要矛盾，那又何必斤斤计较于以往的得失，非要括地三尺追究以往？法不究往，乃民主司法的要诣。否则扩大打击面，反而人人自危，社会进步阻力徒增，谁也讨不了好去。反过来说，社会保障低水平广覆盖，清除了《寻租腐败定律》的作用可能；同时保证公平的覆盖，又令穷人有能力自吃其力，最终挤身中产者阶层，甚至挤身富人阶层；这个游戏规则，这也是一种利益立场，包括共赢方案的各自利益声明和妥协。
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解决中国存在的不公平的马列制度，和解决中国存在贫困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中国存在富人的问题。希望一些受马列邪教污染而仇富维护邪教制度的愚暴贱动物，早日回归人类社会。
特权制度，利益特权制度，经济特权制度，市场特权制度，政治特权制度，马列邪教维护的特权制度，才是万恶之源！
看来，对于一些仇富的暴民来说，是比他富的就是富；他说坏的就是坏的，不坏也坏！道德裁判，只有皇帝才拥有的权力；他想当皇帝！————中国盛产的就是这种动物，利益天天被损害，却一天到晚想当皇帝损害别人！————愚暴贱民！这时笔者又想起了铁木真的名言：“占有别人的财物，奸淫别人的妻女，骑别人的马”。这等样人，大概也会仇视别人有老婆，或者别人的妻比他的老婆漂亮贤惠吧？是不是也要再喊几声不公平呢？
这种人没有想到，既然他有能力上网当小粪，就说明中国大有比他穷的人。当他仇富时，是不是也有人更有穷人仇他本人？当这种人对茅于轼等人人身攻击的时侯，马丁神父该出场了吧？（笑笑）。奉劝这些人，别老是以穷人自居骂街，好象富人欠了他十八辈子似的。至少在今天，能够上网骂街要买经适房的，能够骂街嫌油价贵的，能够用电脑打字骂娘的，能够打手机操爹的，都不能算是穷人。你可以因“富人”富操富人，你的身上，一定有多得多的比你穷的人，可以随时把你操成“淫肠综合症”。
今天中国，事实上是一个毫无社会财产积蓄的，极左理想中的赤贫均贫的社会，所不均的，只是侵吞社会公众利益的特权而已。那些上窜下跳的极左仇富暴民丑类，求的是公义吗？不！他们求的，只不过是能够成为侵吞公众利益的一分子！看到一些愚暴贱民攻击讲实话做实事的茅于轼老人，追捧讲虚话没做事的张宏良之流时侯，那种痴愚的模样，笔者真是感到万分悲哀：这个人科动物们，那些愚暴的贱民动物，他们真的是他母亲的给人卖进淫子里，他还争着拉皮条赚小费，嫖他们的母亲。
今天社会既得权力者，能够维护它的主张吗？能够瓦解“不饥不寒不愁生死还有未来”的“暴民”的殊死斗志吗？所以，持暴力立场的极左，最终发现，只有他家的宠物狗跟着他闹革命。这就是极端分子的真实写照。既然今天中国的制度，因为方便了权钱交易，而令官商横行，权商变富。那就用民主制度，斩断权与钱之间的联系，不要让《寻租腐败定律》总有发挥的余地，不要总是《公务员和垄断企事业单位加薪加福利，公众加税减保障》。
另一方面，既然特权才是主要矛盾，那又何必斤斤计较于以往的得失，非要括地三尺追究以往？法不究往，乃民主司法的要诣。否则扩大打击面，反而人人自危，社会进步阻力徒增，谁也讨不了好去。反过来说，社会保障低水平广覆盖，清除了《寻租腐败定律》的作用可能；同时保证公平的覆盖，又令穷人有能力自吃其力，最终挤身中产者阶层，甚至挤身富人阶层；这个游戏规则，这也是一种利益立场，包括共赢方案的各自利益声明和妥协。
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解决中国存在的不公平的马列制度，和解决中国存在贫困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中国存在富人的问题。希望一些受马列邪教污染而仇富维护邪教制度的愚暴贱动物，早日回归人类社会。
特权制度，利益特权制度，经济特权制度，市场特权制度，政治特权制度，马列邪教维护的特权制度，才是万恶之源！
2009年4月28日星期二
经济学表明传统劫富济贫的路已经走不通
希特勒是可以搞极左的。“向房东许诺房价会升，向房客许诺房价会降”，希特勒这一在美国观察家看来是绝对极左乌托邦式的许诺，最后，以剥夺犹太人积累了几个世纪的财富的实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种族主义只是表象，真实意义是抢钱，搞共产主义革命！毛氏泽东运气差点，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殷实人家，经过晚清几场败仗，已经断送得差不多了。毛抢劫小康人家的“国有化”，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上海中产者的家庭财产，可见一斑！最后，不得不残酷剥削农民，积累工业资本，饿死了几千万人。遗憾的是，毛氏泽东搞经济实在比不上新手炒股的水平，他东施效颦学斯大林的工业化，除了吸引了乌有之乡几个小左，另外据说还有一个美国的左派作家以外，全世界，没有人认他的帐；————耗尽全国三十年国力搞的军事工业，在1979年18天战争里出尽洋相！无知者，请看《高山下的花环》，已经是打了几重胭脂水粉化装的颂歌！
今天，国富民贫的政策已经延续了60年，中国民间还有财神吗？根本没有！如果有，也早就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了！在国内的国有企业一平仓，全是负债；在国内的大款老板一平仓，几乎全是负债！在国内的有钱人把他们的房子贷款一平仓，负资产至少是一半！想革他们的财产国有化，贮积革命本钱，作梦！还不如让中央银行搞通货膨胀，学蒋介石的样子印钞票！或者学毛氏泽东，再次剥削农村，在世界粮食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再次低价出口粮食，饿死几亿农民，换回几十亿美元！还有什么办法吗？没有啦！张宏良这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就互相吹捧的“政治经济学家”，让人头痛就在这个地方，————完全两眼一抹黑，自以为是专家。一天到晚批这批，没那样实用建议，却从来不知道需要商量、妥协，只是重复革命革命，推翻推翻……，革谁的命，推翻谁？今天那些中南山的山顶洞人，在中央党校吹牛皮时，那个不是比张宏良还要张宏良？吹牛皮谁不会呢？
今天，国富民贫的政策已经延续了60年，中国民间还有财神吗？根本没有！如果有，也早就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了！在国内的国有企业一平仓，全是负债；在国内的大款老板一平仓，几乎全是负债！在国内的有钱人把他们的房子贷款一平仓，负资产至少是一半！想革他们的财产国有化，贮积革命本钱，作梦！还不如让中央银行搞通货膨胀，学蒋介石的样子印钞票！或者学毛氏泽东，再次剥削农村，在世界粮食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再次低价出口粮食，饿死几亿农民，换回几十亿美元！还有什么办法吗？没有啦！张宏良这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就互相吹捧的“政治经济学家”，让人头痛就在这个地方，————完全两眼一抹黑，自以为是专家。一天到晚批这批，没那样实用建议，却从来不知道需要商量、妥协，只是重复革命革命，推翻推翻……，革谁的命，推翻谁？今天那些中南山的山顶洞人，在中央党校吹牛皮时，那个不是比张宏良还要张宏良？吹牛皮谁不会呢？
既得权益者不可能是极左
不少人相当然的，以为“当权派既得利益者是极左”，那就大错特错了。能够成为极左，一定不是当权派！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极得利益集团，象官僚集团吧。尽管对外要求公众无私，保护自已小集团之私极大化。但是在集团内部，还是一个需要承认人性有私的社会团体。一个以无私对内自居，毫无合作情商的极左，就象靠皇上的支持位极人臣，给拿掉，也是迟早的事；象，张宏良如丧考妣的四人帮。
有人说，毛泽东是极左吧？笔者反问，毛本人，真的无私吗？鉴于敏感话题，笔者鉴于自已有私之生活不被打乱，就此打住。读者自行讨论。
今天的当权派始祖，是邓二世。邓代表的是无私公产党中的官僚阶层，当时，也是唯一拥有技术能力组织的阶层。邓的改革首先维护的是官僚集团的利益，在当时，也是无可避免的选择。邓集团面对毛中国真正水洗一般的一穷二白，重建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就不得不面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在污友之乡穷叫唤容易，在经济领域做实事就很难。表面上邓鼓吹坚持四项专治原则，实际上，马列邪教理论不顶用，邓集团比谁都清楚，否则，也不会说改革开放了。
邓集团要继承无私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不能不吹捧马列毛邪教；以实际解决问题，就不能不接受来自西方的科学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求实精神，————注意，不是接受西方的经济理论。很多人，包括当权者，常常分不清两者的区别，自已又有集团之私的小算盘，结果经常受骗上当。葬送了无数的中国社会利益，亏损就转嫁到仍然没有获得人权保障的平民阶层，以维护自已的合法统治。可笑马列邪教毛教徒，根本不知其中来龙去脉，却以为邓继承的文革后毛中国，是金山银山！反而穷凶极恶地阻挠中国平民老百姓，拥有自已的人权利益！
邓集团及其继承人，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就必然需要具备科学的求实精神。也必然面临人性本私，内部集团的贪腐、低效、激励，长期执政的考虑，……————统统都是人性有私的。也必定会碰到，如何降低社会成本，迟早，也会面临如何降低“重新执政”成本的考虑。民主的本身是科学的利益协商，如果具备了科学的观念，就必定同时具备民主观念。民主，只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处理问题的方法论。那么，又怎么会变成极左呢？假左济私，那倒是很有可能的！
人性本私的逆定理，就是“官须无私”，官，是服务岗位，“官”，不是人；官须得无私。极左，是民性本私，官须无私，倒转了。
即使是８８事件，固然是不懂得肯定人权价值观，仅仅把民主看作是一种行政形式的幼稚学生的一次冲动，邓镇压的本身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时机迟了，而手段却狠了。邓的错有三，第一是计划生育是脑袋的科盲计划经济决策结果，恶劣后果可与毛的大跃进相比；第二是在中国经济制度重新建立并稳定后，应及时开放对毛与文命，及马列的反思，而不是继续信仰化，神圣化，绝对道德化，偶象化；从而令文革，成了一场没有被终止的，仅仅是中场休息的浩劫。未被彻底中止的文革浩劫，有可能会对无私党执政的合法性，和重新执政，带来深远的损害。第三没有安排身后民主化进程。
不过第三条错误不能太苛求，当苏联崩溃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幼稚的社会，并不太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刚刚经历了８８动荡；而民主化似应归属江政权；偏偏江政权初初上台，根基未稳，多一事不如少事，也未算为错。以此而言，今天胡政权开始民主化，也算得是进度正常。
种种原因，令笔者认为，当权者一定不是极左。不过，也未必是右派。因为，“无条件维持执政”作为先进性，是一种极端的自私，政权本身成了有私之集团————这是社会的灾难！当权者是一种还没有足够的民主宪政改革动力的既得利益者。其缺乏动力，是因为社会的压力不够，————公众高呼《我的利益在那里》，意识不强、声音不够；并常常受到极左邪教无私、顾全大局的噪声干扰，————中国公众，仍然太无私了！
为了争权而存在的一批人，这就是极左。他们的利益就是争权。这样，也就只存在他死我活，合纵连横的阴谋厚黑；不存在作为民主基础的“不同利益阶层的求同存异”的基础。极左必然会沦落后所有阶层的共同敌人。这也是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极左光头党，最终只能是一小撮的原因。他们的仍然存在，还真要感谢民主政治下的宽容。
有人说，毛泽东是极左吧？笔者反问，毛本人，真的无私吗？鉴于敏感话题，笔者鉴于自已有私之生活不被打乱，就此打住。读者自行讨论。
今天的当权派始祖，是邓二世。邓代表的是无私公产党中的官僚阶层，当时，也是唯一拥有技术能力组织的阶层。邓的改革首先维护的是官僚集团的利益，在当时，也是无可避免的选择。邓集团面对毛中国真正水洗一般的一穷二白，重建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就不得不面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在污友之乡穷叫唤容易，在经济领域做实事就很难。表面上邓鼓吹坚持四项专治原则，实际上，马列邪教理论不顶用，邓集团比谁都清楚，否则，也不会说改革开放了。
邓集团要继承无私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不能不吹捧马列毛邪教；以实际解决问题，就不能不接受来自西方的科学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求实精神，————注意，不是接受西方的经济理论。很多人，包括当权者，常常分不清两者的区别，自已又有集团之私的小算盘，结果经常受骗上当。葬送了无数的中国社会利益，亏损就转嫁到仍然没有获得人权保障的平民阶层，以维护自已的合法统治。可笑马列邪教毛教徒，根本不知其中来龙去脉，却以为邓继承的文革后毛中国，是金山银山！反而穷凶极恶地阻挠中国平民老百姓，拥有自已的人权利益！
邓集团及其继承人，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就必然需要具备科学的求实精神。也必然面临人性本私，内部集团的贪腐、低效、激励，长期执政的考虑，……————统统都是人性有私的。也必定会碰到，如何降低社会成本，迟早，也会面临如何降低“重新执政”成本的考虑。民主的本身是科学的利益协商，如果具备了科学的观念，就必定同时具备民主观念。民主，只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处理问题的方法论。那么，又怎么会变成极左呢？假左济私，那倒是很有可能的！
人性本私的逆定理，就是“官须无私”，官，是服务岗位，“官”，不是人；官须得无私。极左，是民性本私，官须无私，倒转了。
即使是８８事件，固然是不懂得肯定人权价值观，仅仅把民主看作是一种行政形式的幼稚学生的一次冲动，邓镇压的本身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时机迟了，而手段却狠了。邓的错有三，第一是计划生育是脑袋的科盲计划经济决策结果，恶劣后果可与毛的大跃进相比；第二是在中国经济制度重新建立并稳定后，应及时开放对毛与文命，及马列的反思，而不是继续信仰化，神圣化，绝对道德化，偶象化；从而令文革，成了一场没有被终止的，仅仅是中场休息的浩劫。未被彻底中止的文革浩劫，有可能会对无私党执政的合法性，和重新执政，带来深远的损害。第三没有安排身后民主化进程。
不过第三条错误不能太苛求，当苏联崩溃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幼稚的社会，并不太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刚刚经历了８８动荡；而民主化似应归属江政权；偏偏江政权初初上台，根基未稳，多一事不如少事，也未算为错。以此而言，今天胡政权开始民主化，也算得是进度正常。
种种原因，令笔者认为，当权者一定不是极左。不过，也未必是右派。因为，“无条件维持执政”作为先进性，是一种极端的自私，政权本身成了有私之集团————这是社会的灾难！当权者是一种还没有足够的民主宪政改革动力的既得利益者。其缺乏动力，是因为社会的压力不够，————公众高呼《我的利益在那里》，意识不强、声音不够；并常常受到极左邪教无私、顾全大局的噪声干扰，————中国公众，仍然太无私了！
为了争权而存在的一批人，这就是极左。他们的利益就是争权。这样，也就只存在他死我活，合纵连横的阴谋厚黑；不存在作为民主基础的“不同利益阶层的求同存异”的基础。极左必然会沦落后所有阶层的共同敌人。这也是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极左光头党，最终只能是一小撮的原因。他们的仍然存在，还真要感谢民主政治下的宽容。
推进民主宪政，不要盲目反政府
专治权力既得权益者，固然时时压制民众的利益呼声。以致于，温总理家宝刚说两句“人权的普世价观是应该尊重的”，马上就徐将军天亮之人民报大批特批所谓的“西方的人权普世价值观”。但是，专治权力者只是压制，而毛左还阳的马列教派毛歹徒，则干脆是主张取消民众的所有私的利益。让无私的毛歹徒可以象铁木真一样，“占有别人的财物，奸淫别人的妻女，骑别人的马”，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因此，最能危害中国平等协商、和谐妥协社会民主制度形成的，不是“当权派”，而是毛教还阳的毛歹徒。《极左，是中国社会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表面上也是“反政府”，其真正反对的的，却是新生的自由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包括全体专业白领。在我们看来，他们完全妄顾公德，（无私嘛），肆意攻击他们不以为是，稍遭驳斥则以为非。
马列教徒毛歹徒，其真正的政治经济逻辑，是效法希特勒攫夺犹太人，斯大林、毛泽东消灭小康富农以上的全部社会阶层，目的，都是希望“劫取小康以上家庭的私有财产”，作为国家主义的原始资本。可见，这种人上台，当权派连同全部知识分子，都将无一幸免！这些人的极端，并不仅仅是脑残，看似是胡乱攻击，其实，是为他们的“政治行动作舆论上的准备”。可笑，一些本身就是他们消灭的目标，无辜的所谓“中间派”，还蒙然不觉！
事实上，就算退一万步，在经过马列毛教洗劫的赤贫中国，马列邪教毛歹徒，也不可能再重复毛泽东斯大林那怕一刻的辉煌。相反，造成的贫民惨死，只怕将会倍之！————人权利益被剥夺后之社会破产，将意味着大规模的死亡。因此，中国肯定最终走向民主宪政。区别仅在于，在民主宪政以前，是否会有马列邪教毛歹徒再上台后的大规模死亡！笔者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同胞，真正在暴民运动死亡的，还是少数的；更大得多的数量，会在暴民上台的暴民政治阶段，以马列邪教执政破产的方式而出现，以今天的中国人口基数计，将是至少几亿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他们肯定是贫民！参考毛中国，金朝鲜，斯大林苏联，波尔布特束埔寨。
中国社会最终选择和平改良，还是激烈的革命，选择权，显然不在于我们这些被动适应社会选择的“右派”。我们只能相应提高既得权益的当权派执政的成本，提高暴民运动的成本，减少其可能性。但是，我们无法跳过民主社区自治的阶段，具备同时抵制专治惯性，和暴民运动的能力。这是想当民主烈士的朋友，要明白的事实。我们只能尽力，一旦事态不能控制，与其做烈士，不如“宜将脚底抹上油，不必沽名剖肚肠”，————人性本私！
中国的社会选择，在于，当权者对于社会抵抗情绪，和自身实力的评估。显然，一个权力熏天的政府，过分自信，将是民族的悲哀。如果蒋公介石，不是在四平和中原两场局部战役的胜利后，过分自信的话，中国，或者早半个世纪，就已经“改革开放”。所以，今天无论当权者最终如何选择，我们暂时必须假定，“如果当权者确实也象我们一样，希望改革”，就算是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维护的首先是他们的利益”，我们有什么方案提供给他们呢？
象茅于轼、张维迎等几位经济学家已经提供了答案：“去特权，市场化，全民保障，全国和谐”。这也就是本博所一同主张的经济政治立场。我们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如果冉云飞先生等，有更好的主张，当然更好。总之，围城阙一，这是目前民间批评鞭策政府，应该采取的合理态度。
因此，最能危害中国平等协商、和谐妥协社会民主制度形成的，不是“当权派”，而是毛教还阳的毛歹徒。《极左，是中国社会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表面上也是“反政府”，其真正反对的的，却是新生的自由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包括全体专业白领。在我们看来，他们完全妄顾公德，（无私嘛），肆意攻击他们不以为是，稍遭驳斥则以为非。
马列教徒毛歹徒，其真正的政治经济逻辑，是效法希特勒攫夺犹太人，斯大林、毛泽东消灭小康富农以上的全部社会阶层，目的，都是希望“劫取小康以上家庭的私有财产”，作为国家主义的原始资本。可见，这种人上台，当权派连同全部知识分子，都将无一幸免！这些人的极端，并不仅仅是脑残，看似是胡乱攻击，其实，是为他们的“政治行动作舆论上的准备”。可笑，一些本身就是他们消灭的目标，无辜的所谓“中间派”，还蒙然不觉！
事实上，就算退一万步，在经过马列毛教洗劫的赤贫中国，马列邪教毛歹徒，也不可能再重复毛泽东斯大林那怕一刻的辉煌。相反，造成的贫民惨死，只怕将会倍之！————人权利益被剥夺后之社会破产，将意味着大规模的死亡。因此，中国肯定最终走向民主宪政。区别仅在于，在民主宪政以前，是否会有马列邪教毛歹徒再上台后的大规模死亡！笔者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同胞，真正在暴民运动死亡的，还是少数的；更大得多的数量，会在暴民上台的暴民政治阶段，以马列邪教执政破产的方式而出现，以今天的中国人口基数计，将是至少几亿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他们肯定是贫民！参考毛中国，金朝鲜，斯大林苏联，波尔布特束埔寨。
中国社会最终选择和平改良，还是激烈的革命，选择权，显然不在于我们这些被动适应社会选择的“右派”。我们只能相应提高既得权益的当权派执政的成本，提高暴民运动的成本，减少其可能性。但是，我们无法跳过民主社区自治的阶段，具备同时抵制专治惯性，和暴民运动的能力。这是想当民主烈士的朋友，要明白的事实。我们只能尽力，一旦事态不能控制，与其做烈士，不如“宜将脚底抹上油，不必沽名剖肚肠”，————人性本私！
中国的社会选择，在于，当权者对于社会抵抗情绪，和自身实力的评估。显然，一个权力熏天的政府，过分自信，将是民族的悲哀。如果蒋公介石，不是在四平和中原两场局部战役的胜利后，过分自信的话，中国，或者早半个世纪，就已经“改革开放”。所以，今天无论当权者最终如何选择，我们暂时必须假定，“如果当权者确实也象我们一样，希望改革”，就算是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维护的首先是他们的利益”，我们有什么方案提供给他们呢？
象茅于轼、张维迎等几位经济学家已经提供了答案：“去特权，市场化，全民保障，全国和谐”。这也就是本博所一同主张的经济政治立场。我们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如果冉云飞先生等，有更好的主张，当然更好。总之，围城阙一，这是目前民间批评鞭策政府，应该采取的合理态度。
用阶段性社会发展理解人类社会是对进化论的误读
进化之阶段说，就是进化条：整个进化的理解，看作是一环完成后，进入下一环的进化阶段条。然后您再翻开关于恐龙和鸟类关系的进化解说，相信您会发现另一样东西：进化树！整个进化过程，是通过基因突变，不停地对环境适应作出尝试；绝大部分是失败的，灭绝的；少数是成功的，适者生存。
请再重温笔者的一句话：“进化的本质是尝试，而不是进步”，这是迷信课本上的“正统”的进化论的朋友要清醒的。”进化的本质如果是尝试，那么就会产生进化树，和进化单源说观点，相反，就必然导致阶段条和多源说观点。读者不妨自已带着问题阅读有关书籍，看看，那一个才是真正的进化论，那一个，是意识形态冒用了进化论？
母系社会是否存在，按照进化论理解，与笔者证明生物属性、社会属性，与人类现代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实际上，只要沿用进化树，再考证目前已知历史都是以父系为主要的形式，结论就已经是“母系氏族组织的已有尝试，已经完全失败”。单纯从立论来看，笔者无需顾及这些没有关联的横枝未节。但是这是马列学徒提供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马列主义理论从根子里，就是落后的，愚昧的，错误的！马列是伪科学。
不但马列是伪科学，连马列指导下的中国整个古人类和古人类社会的“自然科学”学术界，都接近于是错误的科学，如果不是伪科学的话。为什么呢？仍然是因为不承认进化论的根本原理：尝试，在进化尝试中形成的进化树！在马列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中国整个古人类学术界，变成了脱离进化论的某种形而上学的“经院哲学”，这是科学吗？
如果承认进化树，再结合目前出土的人类化石的稀少，就会出现一些教科书上没有的有趣的结论：
１）人类在克鲁马努人以前，人科物种是比大熊猫还要濒危的物种，个体数量极少；
２）目前所有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化石，是我们直系祖先的可能性极少。
３）这些极可能都是属于现代人兄弟旁支的化石、遗址，他们已经全部灭绝；把这些位于进化树不同灭绝末梢的“发现”，用人类社会进化阶级说串起来的所谓发展史，要这么说，连猪牛马也是人类进化前的“某一个阶段”了。
十九世纪几位学者对血亲繁殖不良后果的反思，而假设出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在原始部落中，发现低概率的母系社会存在性证据，也证明他们的研究是科学的。但是，“存在性”跨出一步就成了“广泛性存在”，存在性证据就降格成“广泛存在”的疑证。在缺乏实证的条件下，依靠由中苏马列意识形态的道德卫道理论叠加理论的形而上学“研究”，离科学真理的距离，是远了还是近了？教条主义出自何处？这就是一个实例：当道德、信仰、意识形态裁判科学的时侯，教条主义就出现了。另一个鲜活的例子，则是斯大林政权对获得性遗传的“无产阶级裁决”，对马列伪科学的哲学指导，那是活生生的嘲弄。
事实上，以“阶段观”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错的！阶段性的发展观，只不过是等级社会权位崇拜，在社会发展研究学术上的体现：谁的发展阶段高，谁就高级。那根本上就是道德意识形态的争论！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社会没完没了的比拼中西方“谁更文明进步”的文盲道德口水仗；争了一百年，有结果了吗？如果采用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人类进步是不断的尝试，那么答案就简单了。美国社会是一种制度上的尝试，他们成功了，非常成功。既然是尝试，那么一些很似很落后的“社会残余”，出现在“高级的社会阶段”，象民国时代，中国还有契约奴隶，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
既然进化是尝试，那么“优胜劣汰”，也就是不同尝试之中的竞争，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只存在谁胜谁败。胜的是社会的进化尝试，而不是该尝试的国家民族；成功进化的制度尝试，可以被其他社会民族学习。日本，就是其中缺乏创造性，却极善于学习的民族典型。败的社会进化尝试，也不是该民族的失败，只需要放弃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尝试，向成功者学习。那么，被淘汰的，就只是失败的那种尝试，象中俄祸国殃民的所谓公有制，而不是中俄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可见，被妖魔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是后进民族社会的大救星；相反，力图把后进民族绑在失败的社会制度上一起灭亡的，那些“把社会进化论批得体无完肤”的东西，是真真正正反人类、背叛自已民族利益的魔鬼！
所以教科书将进化论描述成是“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是不懂进化论的人想当然的想象。实际上，进化论可以归结为“变化（异），适应，生存竞争，马太效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的结果是“从单一性到多样性”。因此，进化的图像就不再是中国教科书中的“阶段进化条”，而是反映物种进化尝试的“进化树”。在人类社会上而言，使用阶段性社会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共产社会的所谓“进步”，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Aorasms基础理论，进化论，科学世界观体系简介”系列有以下文章：
《真理源自观察、思考、实践；而不是对权威的追随》
《中国式诡辩：难道忽悠是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支柱？》
《面向对象抽象模型社会经济分析》
《要素简化，四要素原则，仿真校准》
《有谁见过引经据典掉书包的分析报告？》
《单一价值标准；市场即物流;》
《"市场即流通"；兼谈粮食生产安全与物流安全》
《市场必然万能之要素解析》
《有谁见过引经据典高尚的工程分析》
《形意思维：科学类思维和哲学类思维的根本区别》
《人性本私源于生物进化论的生物属性》
《人，性本私》
《人类智慧，哲学和进化论》
《Aorasms中科学进化论和哲学的达尔文主义》
《科学，民主和科学的发展观》
《从母系氏族观点看社会发展史缺乏科学基础》
《用阶段性发展理解人类社会是对进化论的误读》
《科学和真理的标准》
《人性本私！马列信仰与唯心的关系》
《举例科学标准：生物是否来自于海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和国际系列）
《数学工具与科学实证性的关系 》
《汉语简明精确定义能力缺陷影响社会分析》
《汉语与传统文化忠君式的传承》
《疑证与实证的精确语义，英语弥补汉语不足》
《大学无书：读对书不如会读书》
《大学无书：推荐您的孩子多接触科幻作品》
请再重温笔者的一句话：“进化的本质是尝试，而不是进步”，这是迷信课本上的“正统”的进化论的朋友要清醒的。”进化的本质如果是尝试，那么就会产生进化树，和进化单源说观点，相反，就必然导致阶段条和多源说观点。读者不妨自已带着问题阅读有关书籍，看看，那一个才是真正的进化论，那一个，是意识形态冒用了进化论？
母系社会是否存在，按照进化论理解，与笔者证明生物属性、社会属性，与人类现代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实际上，只要沿用进化树，再考证目前已知历史都是以父系为主要的形式，结论就已经是“母系氏族组织的已有尝试，已经完全失败”。单纯从立论来看，笔者无需顾及这些没有关联的横枝未节。但是这是马列学徒提供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明马列主义理论从根子里，就是落后的，愚昧的，错误的！马列是伪科学。
不但马列是伪科学，连马列指导下的中国整个古人类和古人类社会的“自然科学”学术界，都接近于是错误的科学，如果不是伪科学的话。为什么呢？仍然是因为不承认进化论的根本原理：尝试，在进化尝试中形成的进化树！在马列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中国整个古人类学术界，变成了脱离进化论的某种形而上学的“经院哲学”，这是科学吗？
如果承认进化树，再结合目前出土的人类化石的稀少，就会出现一些教科书上没有的有趣的结论：
１）人类在克鲁马努人以前，人科物种是比大熊猫还要濒危的物种，个体数量极少；
２）目前所有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化石，是我们直系祖先的可能性极少。
３）这些极可能都是属于现代人兄弟旁支的化石、遗址，他们已经全部灭绝；把这些位于进化树不同灭绝末梢的“发现”，用人类社会进化阶级说串起来的所谓发展史，要这么说，连猪牛马也是人类进化前的“某一个阶段”了。
十九世纪几位学者对血亲繁殖不良后果的反思，而假设出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在原始部落中，发现低概率的母系社会存在性证据，也证明他们的研究是科学的。但是，“存在性”跨出一步就成了“广泛性存在”，存在性证据就降格成“广泛存在”的疑证。在缺乏实证的条件下，依靠由中苏马列意识形态的道德卫道理论叠加理论的形而上学“研究”，离科学真理的距离，是远了还是近了？教条主义出自何处？这就是一个实例：当道德、信仰、意识形态裁判科学的时侯，教条主义就出现了。另一个鲜活的例子，则是斯大林政权对获得性遗传的“无产阶级裁决”，对马列伪科学的哲学指导，那是活生生的嘲弄。
事实上，以“阶段观”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错的！阶段性的发展观，只不过是等级社会权位崇拜，在社会发展研究学术上的体现：谁的发展阶段高，谁就高级。那根本上就是道德意识形态的争论！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社会没完没了的比拼中西方“谁更文明进步”的文盲道德口水仗；争了一百年，有结果了吗？如果采用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人类进步是不断的尝试，那么答案就简单了。美国社会是一种制度上的尝试，他们成功了，非常成功。既然是尝试，那么一些很似很落后的“社会残余”，出现在“高级的社会阶段”，象民国时代，中国还有契约奴隶，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
既然进化是尝试，那么“优胜劣汰”，也就是不同尝试之中的竞争，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只存在谁胜谁败。胜的是社会的进化尝试，而不是该尝试的国家民族；成功进化的制度尝试，可以被其他社会民族学习。日本，就是其中缺乏创造性，却极善于学习的民族典型。败的社会进化尝试，也不是该民族的失败，只需要放弃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尝试，向成功者学习。那么，被淘汰的，就只是失败的那种尝试，象中俄祸国殃民的所谓公有制，而不是中俄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可见，被妖魔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是后进民族社会的大救星；相反，力图把后进民族绑在失败的社会制度上一起灭亡的，那些“把社会进化论批得体无完肤”的东西，是真真正正反人类、背叛自已民族利益的魔鬼！
所以教科书将进化论描述成是“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是不懂进化论的人想当然的想象。实际上，进化论可以归结为“变化（异），适应，生存竞争，马太效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的结果是“从单一性到多样性”。因此，进化的图像就不再是中国教科书中的“阶段进化条”，而是反映物种进化尝试的“进化树”。在人类社会上而言，使用阶段性社会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共产社会的所谓“进步”，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Aorasms基础理论，进化论，科学世界观体系简介”系列有以下文章：
《真理源自观察、思考、实践；而不是对权威的追随》
《中国式诡辩：难道忽悠是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支柱？》
《面向对象抽象模型社会经济分析》
《要素简化，四要素原则，仿真校准》
《有谁见过引经据典掉书包的分析报告？》
《单一价值标准；市场即物流;》
《"市场即流通"；兼谈粮食生产安全与物流安全》
《市场必然万能之要素解析》
《有谁见过引经据典高尚的工程分析》
《形意思维：科学类思维和哲学类思维的根本区别》
《人性本私源于生物进化论的生物属性》
《人，性本私》
《人类智慧，哲学和进化论》
《Aorasms中科学进化论和哲学的达尔文主义》
《科学，民主和科学的发展观》
《从母系氏族观点看社会发展史缺乏科学基础》
《用阶段性发展理解人类社会是对进化论的误读》
《科学和真理的标准》
《人性本私！马列信仰与唯心的关系》
《举例科学标准：生物是否来自于海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和国际系列）
《数学工具与科学实证性的关系 》
《汉语简明精确定义能力缺陷影响社会分析》
《汉语与传统文化忠君式的传承》
《疑证与实证的精确语义，英语弥补汉语不足》
《大学无书：读对书不如会读书》
《大学无书：推荐您的孩子多接触科幻作品》
人性本私！马列信仰和唯心主义的关系
马列信仰本来是很罕见的以求真求实为指导的唯物主义信仰，出现在１９世纪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是马列信仰值得肯定之处。中国先秦墨家也是求真求实的另样哲学，但这类哲学古今中外，确实不多。可惜，马列随后陷入了理论自恋，为了夺权野心的需要，整个理论体系，变成了自证逻辑的诡辩大全。马列把自已的条文偶象视为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走进了唯心主义的误区，成了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假如，不是历史的垃圾堆的话。
被笔者博文吸引的马列信仰者，远多于孔儒理教。笔者相信，这与笔者对第三呆表皇权的不合作立场，和求真写实的文风有关。马列信仰，确实是除科学论外，历史上不多的求真求实作为哲学理想之二信仰。之所以说求真求实，只是马列信仰之理想之二，是因为，马列毛的最高理想，是“马列自已必须是真理”；如果马列有错，请再参考“马列永远不会错”。
看看马列信仰与科学的区别：科学是不停地否定自已，建立自已任何理论的适用范围，否定之否定，建立更广泛适用的科学体系去了；科学结论是否正确，取决于科学三要素之实证性，他证性，重复性。而马列信仰呢？同样声称自已是“否定之否定”，却把自已的典章经文，称为不可推翻的真理，所谓的否定之否定，只是逃避科学三要素的实证的反复诡辩，无论如何诡辩，除了经文还是经文，——有心者到污友之乡看看那里大大小小的左棍，什么老张老马老田老地老水老贼……，有那个能跳出这种形而上学的经院哲学诡辩框架的？
《中国式诡辩》而已！经常性地配上《权位崇拜》的调料。现在博友明白笔者为什么会先写《大学无书》的诡辩艺术写真系列了吗？
科学呢？科学没有任何条文，只有无法被三要素自身否定的三要素，“实证性，他证性，实证性”。除非能够用“实证性，他证性，重复性”实验否定三要素本身，否则，科学的标准本身就是正确的。而科学的全部，也就三要素而已，谁都可以使用的标准，谁都不能诡辩的标准。唯心者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简单，《真理总是简单的》。
其实，马列无私哲学始终过不了“人性本私”这一关。马列教祖一些丑事，大概今天信徒并不知道。这些笨蛋知道恩格斯为什么临时改行考察古人类，泡制出“母系氏族社会”吗？有些朋友以为恩格斯是想鼓吹女权，——您也太善良了。很可能，恩格斯只是受困于“人性本私”之性乃私的质疑，要么做婊子养的，要么做王八带绿帽。恩格斯连裤边也被染成绿的，狗急跳墙，泡制出“共妻公妻”，写进了《共产党宣言》；铁证如山！有心的朋友查查一百多年前的《宣言》，看看和左粪骂街狗急跳墙有什么区别？现在知道马列邪教为什么被人类抛弃了吗？
临时改行的恩格斯为什么会凭空泡制一个“母系氏族”的从来得不到考证的科学发现了吗？看来这绿帽子的王八蛋实在不好做。只好找一个祖宗只有妈的婊子社会证明公妻是人类文明先祖，却又忘了，母系氏族，那夫呢？也是公共的，还是一对一的？就算女人当家，那夫也成了女的“私”了。本来好端端的人类一夫一妻配偶制，让恩绿帽这一搞，成了人猩猩，统统是群交的杂种。恩绿帽的爱好而已，和其他人类无关。除非，认恩老头为教祖的马列邪教徒。
男性负担妻儿生活，并非什么“夫权社会”，那么狮群就是妻权社会了吗？意识形态的哲学家真的搞笑！至于说，男性是什么时侯开始负担女性和后代的生活的，只需看一个进化证据：体形！男性的体形比女性大，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时代，从灵长类就开始了，一直没有变化过。男性体形更大，更强壮，却是女性哺育幼儿，大自然这样设计，是为什么？
人性本私！
是一个尖刻而又实在的问题。一百年前恩格斯带了绿帽也没有办法回答，一百年后的中国马列信徒，挥刀自宫，仍然无法回答。
如果承认人性本私，则以公有化为核心的马列就是狗屎一堆。但是如果不承认人性本私呢？那么除了毛上帝三个四个呆表可以代表所有人之私，马列信徒又有什么资格放屁呢？要放屁，先验验有没有私；马列信徒是不是全都是带着婊子养的带着绿帽子的太监？笔者完全不是骂人。只不过，人性本私！否认了人之私，鼓吹公有制，马列信徒要多尴尬有多尴尬。笔者仅仅是把这种尴尬，大白于阳光之下而已。
个人估摸，马列信徒，也是有私的。这才是他们会跑到本博狂吠的原因。有私而言无私，那是《极端的自私》，心口不一、口是心非、别有用心而已。
被笔者博文吸引的马列信仰者，远多于孔儒理教。笔者相信，这与笔者对第三呆表皇权的不合作立场，和求真写实的文风有关。马列信仰，确实是除科学论外，历史上不多的求真求实作为哲学理想之二信仰。之所以说求真求实，只是马列信仰之理想之二，是因为，马列毛的最高理想，是“马列自已必须是真理”；如果马列有错，请再参考“马列永远不会错”。
看看马列信仰与科学的区别：科学是不停地否定自已，建立自已任何理论的适用范围，否定之否定，建立更广泛适用的科学体系去了；科学结论是否正确，取决于科学三要素之实证性，他证性，重复性。而马列信仰呢？同样声称自已是“否定之否定”，却把自已的典章经文，称为不可推翻的真理，所谓的否定之否定，只是逃避科学三要素的实证的反复诡辩，无论如何诡辩，除了经文还是经文，——有心者到污友之乡看看那里大大小小的左棍，什么老张老马老田老地老水老贼……，有那个能跳出这种形而上学的经院哲学诡辩框架的？
《中国式诡辩》而已！经常性地配上《权位崇拜》的调料。现在博友明白笔者为什么会先写《大学无书》的诡辩艺术写真系列了吗？
科学呢？科学没有任何条文，只有无法被三要素自身否定的三要素，“实证性，他证性，实证性”。除非能够用“实证性，他证性，重复性”实验否定三要素本身，否则，科学的标准本身就是正确的。而科学的全部，也就三要素而已，谁都可以使用的标准，谁都不能诡辩的标准。唯心者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简单，《真理总是简单的》。
其实，马列无私哲学始终过不了“人性本私”这一关。马列教祖一些丑事，大概今天信徒并不知道。这些笨蛋知道恩格斯为什么临时改行考察古人类，泡制出“母系氏族社会”吗？有些朋友以为恩格斯是想鼓吹女权，——您也太善良了。很可能，恩格斯只是受困于“人性本私”之性乃私的质疑，要么做婊子养的，要么做王八带绿帽。恩格斯连裤边也被染成绿的，狗急跳墙，泡制出“共妻公妻”，写进了《共产党宣言》；铁证如山！有心的朋友查查一百多年前的《宣言》，看看和左粪骂街狗急跳墙有什么区别？现在知道马列邪教为什么被人类抛弃了吗？
临时改行的恩格斯为什么会凭空泡制一个“母系氏族”的从来得不到考证的科学发现了吗？看来这绿帽子的王八蛋实在不好做。只好找一个祖宗只有妈的婊子社会证明公妻是人类文明先祖，却又忘了，母系氏族，那夫呢？也是公共的，还是一对一的？就算女人当家，那夫也成了女的“私”了。本来好端端的人类一夫一妻配偶制，让恩绿帽这一搞，成了人猩猩，统统是群交的杂种。恩绿帽的爱好而已，和其他人类无关。除非，认恩老头为教祖的马列邪教徒。
男性负担妻儿生活，并非什么“夫权社会”，那么狮群就是妻权社会了吗？意识形态的哲学家真的搞笑！至于说，男性是什么时侯开始负担女性和后代的生活的，只需看一个进化证据：体形！男性的体形比女性大，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时代，从灵长类就开始了，一直没有变化过。男性体形更大，更强壮，却是女性哺育幼儿，大自然这样设计，是为什么？
人性本私！
是一个尖刻而又实在的问题。一百年前恩格斯带了绿帽也没有办法回答，一百年后的中国马列信徒，挥刀自宫，仍然无法回答。
如果承认人性本私，则以公有化为核心的马列就是狗屎一堆。但是如果不承认人性本私呢？那么除了毛上帝三个四个呆表可以代表所有人之私，马列信徒又有什么资格放屁呢？要放屁，先验验有没有私；马列信徒是不是全都是带着婊子养的带着绿帽子的太监？笔者完全不是骂人。只不过，人性本私！否认了人之私，鼓吹公有制，马列信徒要多尴尬有多尴尬。笔者仅仅是把这种尴尬，大白于阳光之下而已。
个人估摸，马列信徒，也是有私的。这才是他们会跑到本博狂吠的原因。有私而言无私，那是《极端的自私》，心口不一、口是心非、别有用心而已。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46节：保守主义运动(13)
尼克松对美国政治运行方式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似乎都不为过。毕竟尼克松的做法表明，怎样利用种族裂痕、人们对社会变化的焦虑情绪、对外来威胁的谈虎色变，来将劳工阶层的白人从"新政"联盟中剥离。他还发明了操纵媒体的艺术：福克斯新闻董事长罗杰·艾利斯（Roger Ailes）是尼克松的传媒顾问，在乔·麦金尼斯（Joe McGinniss）1969年的书《出卖总统》（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中也是主角之一。后来尼克松首开恫吓媒体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在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地压制了异议声音。因报道了坏消息便指责新闻媒体的手法，也是他开的先河。
正是在尼克松任内，成功施展下流手段成为了共和党内的晋阶之道。1970年，年轻的卡尔·罗夫（Karl Rove）在从一位民主党候选人那里偷来的竞选信笺上印制推销免费啤酒的虚假传单，破坏了一场竞选集会；次年罗夫从大学辍学，以担任"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长，那是个有薪酬的职位。两年后罗夫竞选"大学共和党人"主席时以欺骗手段获胜，赞扬他的是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老布什。
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为这些做法鼓掌，但他们不喜欢尼克松的政策。当《大风暴之前》一书作者里克o波斯坦因（向一群保守派）讲述保守派在尼克松政府的下流手段中扮演的角色时，一位听众抗议说，尼克松当时并非保守派分子。他还说："直到'水门'事件后，我才开始喜欢尼克松。"
的确，尼克松的实际政策与他的政治手腕不同，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期待。在国内事务的治理上，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可谓是自由派。他增税、扩大环境管制，甚至准备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在对外事务上他展现出同样的务实作风，既与中国开启对话，同时又继续打击越南。后来证明，尼克松讨厌很多东西，但他并不和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讨厌政府干预与福利国家。无论如何，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某种意义上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的处境类似于"新政"运动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处境。理念、组织与知识骨干均已完备。但要取得权力，该运动需要一场危机。
它得到的是一场内外交攻的双重危机。
在外交事务上，继越南战争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的耻辱，滋长了焦虑情绪。在国内战线上，政策失误与能源危机两面夹攻，带来了滞胀的噩梦，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
现在回头来看，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美国而言的确是挫折，但很难说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效果，或许只会让形势恶化。至于经济危机，其原因一是运气不佳，二是货币政策不当，与自由主义都毫无关系。
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阴郁情绪为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宣称自由主义政策已不足为信。而这一势力新增的运动很快就取得战果，大大逆转了"新政"的成就。
正是在尼克松任内，成功施展下流手段成为了共和党内的晋阶之道。1970年，年轻的卡尔·罗夫（Karl Rove）在从一位民主党候选人那里偷来的竞选信笺上印制推销免费啤酒的虚假传单，破坏了一场竞选集会；次年罗夫从大学辍学，以担任"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长，那是个有薪酬的职位。两年后罗夫竞选"大学共和党人"主席时以欺骗手段获胜，赞扬他的是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老布什。
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为这些做法鼓掌，但他们不喜欢尼克松的政策。当《大风暴之前》一书作者里克o波斯坦因（向一群保守派）讲述保守派在尼克松政府的下流手段中扮演的角色时，一位听众抗议说，尼克松当时并非保守派分子。他还说："直到'水门'事件后，我才开始喜欢尼克松。"
的确，尼克松的实际政策与他的政治手腕不同，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期待。在国内事务的治理上，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可谓是自由派。他增税、扩大环境管制，甚至准备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在对外事务上他展现出同样的务实作风，既与中国开启对话，同时又继续打击越南。后来证明，尼克松讨厌很多东西，但他并不和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讨厌政府干预与福利国家。无论如何，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某种意义上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的处境类似于"新政"运动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处境。理念、组织与知识骨干均已完备。但要取得权力，该运动需要一场危机。
它得到的是一场内外交攻的双重危机。
在外交事务上，继越南战争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以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的耻辱，滋长了焦虑情绪。在国内战线上，政策失误与能源危机两面夹攻，带来了滞胀的噩梦，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
现在回头来看，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美国而言的确是挫折，但很难说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会有什么效果，或许只会让形势恶化。至于经济危机，其原因一是运气不佳，二是货币政策不当，与自由主义都毫无关系。
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阴郁情绪为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宣称自由主义政策已不足为信。而这一势力新增的运动很快就取得战果，大大逆转了"新政"的成就。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45节：保守主义运动(12)
传媒机构也是这一基础架构的一部分。为保守派智库出资的那些基金会也大力援助《公共利益》，并支持《美国旁观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等刊物--在克林顿任内，该刊物痴迷于跟踪各种丑闻传言。
在向基金会与企业界求援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者态度殷勤，甘愿将其观点粗糙化。克里斯托于1995年写道："我们总是说，观点会产生影响，不错，但我们心中所指的是复杂、深刻、谨严的观点。我们常易忽视的是，激情充盈、党同伐异的简单观点，也会产生影响。"读者也许认为这是在叹息，但其实克里斯托是在勉励自己与战友，尽可将保守主义粗糙化，以获取政治上的成功。
这在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公共利益》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成为倡导供应经济学的首要阵地。供应学派毫无根据地宣称，减税之利可弥补其损失。这一说法在专业经济学界从未有人响应，甚至在保守派经济学家中都没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2003～2005年任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在其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的第一版就把供应经济学家叫做"疯人、江湖骗子"，并被传为美谈（这句话在后来的版本中消失）。既然如此，克里斯托为何坚信供应学派是对的呢？答案是，他并不确信，他不在乎那些人是对是错。克里斯托只关心一点，就是供应学派的观念在政治上有用。他在1995年的论文中陈述如下：
在聚拢于《公共利益》周围的主要社会科学家中，原本并无经济学家（他们是随着我们的"成熟"才到来的）。我自己之所以对预算赤字及其他货币或财政问题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就是原因。在我看来，当时的任务就是形成一个新的多数派。显然这将意味着保守派的多数，后来这又意味着共和党的多数。所以说，在政治上得势才是第一要务，而非政府的账目亏空。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番声言的几段之前，克里斯托还宣称《公共利益》在其创刊之初是有影响力的，其原因是"我们大都是社会科学家，而正如帕特·莫伊尼汉（Pat Moynihan）所言，社会科学的最佳用途就是驳斥谬误的社会科学。"人们不禁要想，这也许取决于谬误的社会科学用于何处吧。
尼克松与大变迁
罗纳德·里根1966年的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标志着保守主义运动的首场选战大胜。但与理查德·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以及他1972年的大获全胜相比，里根的成绩就相形见绌了。然而，不可将尼克松的胜利当成保守主义运动的奏凯，因为尼克松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利用了这一运动的政治策略--其实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他创制的，但他与该运动的目标并不一致。对尼克松而言，一切都是出于私利。
在向基金会与企业界求援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者态度殷勤，甘愿将其观点粗糙化。克里斯托于1995年写道："我们总是说，观点会产生影响，不错，但我们心中所指的是复杂、深刻、谨严的观点。我们常易忽视的是，激情充盈、党同伐异的简单观点，也会产生影响。"读者也许认为这是在叹息，但其实克里斯托是在勉励自己与战友，尽可将保守主义粗糙化，以获取政治上的成功。
这在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公共利益》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成为倡导供应经济学的首要阵地。供应学派毫无根据地宣称，减税之利可弥补其损失。这一说法在专业经济学界从未有人响应，甚至在保守派经济学家中都没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2003～2005年任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在其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的第一版就把供应经济学家叫做"疯人、江湖骗子"，并被传为美谈（这句话在后来的版本中消失）。既然如此，克里斯托为何坚信供应学派是对的呢？答案是，他并不确信，他不在乎那些人是对是错。克里斯托只关心一点，就是供应学派的观念在政治上有用。他在1995年的论文中陈述如下：
在聚拢于《公共利益》周围的主要社会科学家中，原本并无经济学家（他们是随着我们的"成熟"才到来的）。我自己之所以对预算赤字及其他货币或财政问题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就是原因。在我看来，当时的任务就是形成一个新的多数派。显然这将意味着保守派的多数，后来这又意味着共和党的多数。所以说，在政治上得势才是第一要务，而非政府的账目亏空。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番声言的几段之前，克里斯托还宣称《公共利益》在其创刊之初是有影响力的，其原因是"我们大都是社会科学家，而正如帕特·莫伊尼汉（Pat Moynihan）所言，社会科学的最佳用途就是驳斥谬误的社会科学。"人们不禁要想，这也许取决于谬误的社会科学用于何处吧。
尼克松与大变迁
罗纳德·里根1966年的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标志着保守主义运动的首场选战大胜。但与理查德·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以及他1972年的大获全胜相比，里根的成绩就相形见绌了。然而，不可将尼克松的胜利当成保守主义运动的奏凯，因为尼克松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利用了这一运动的政治策略--其实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他创制的，但他与该运动的目标并不一致。对尼克松而言，一切都是出于私利。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44节：保守主义运动(11)
非政府组织"美国式公民"（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1996年的一篇报道《收买一场运动》（Buying a Movement）讲述了迪内希·德索萨（Dinesh D'Souza）的经历。此君因其1991年的畅销书《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而声名大噪，该书攻击校园里提升弱势族群地位、禁止种族歧视言论的措施。本书的品性暂且不论，值得玩味的是德索萨的职业生涯与前一代保守派的不同之处。
现代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先驱都是自然的或后天转型的保守派学者。拿其中最出众的一位米尔顿·弗里得曼来说，就首先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在消费者行为、货币因素、通货膨胀方面的研究，不论在政界的说服力如何，都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与尊重。不论持有何种政见，他都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相似，克里斯托所说的构成《公共利益》"内核"的"十几位学者与知识分子"，也大都是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其赖以立业的研究大体无关政治，只是在后来才投身保守派阵营。
但德索萨的职业生涯却大不一样。他先是编辑一本保守派大学刊物《达特茅斯回顾》（Dartmouth Review），后来又编辑一本保守派校友刊物《前瞻》（Prospect）。在为福音派牧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写了一部大唱赞歌的传记后，他成了里根政府里的高级国内政策分析员。然后他前往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在那里写了《偏执的教育》一书，后又写了《种族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Racism）--他在该书中宣称，"对于许多白人而言，犯罪的、粗率的低等黑人阶层意味着野蛮在西方文明中心地带的复活。"保守派的"奥林基金会"对这两本书给予赞助。保守派刊物，尤其是《国家评论》也出力宣传他的著作。
换言之，德索萨是四十年前并不存在的一种人：一名专职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机构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这些机构本质上都是忠于特定党派性的。
这些机构从何而来?简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保守派的知识分子说服一些富人与公司领袖向保守派的基础智识架构里输入资金。这一基础架构中的智库，有不少虽是仿照学术机构设立，但却只发布迎合预设观点的研究结论。"美国企业研究所"虽创建于1943年，但从1971年开始，因获得相当多的公司资助与保守派家族基金会的捐款而势力大增。遗产基金会是1973年由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 与理查德o梅隆o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出资建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凯托学会"严重依赖科克（Koch）家族基金会提供的资金。
现代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先驱都是自然的或后天转型的保守派学者。拿其中最出众的一位米尔顿·弗里得曼来说，就首先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在消费者行为、货币因素、通货膨胀方面的研究，不论在政界的说服力如何，都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与尊重。不论持有何种政见，他都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相似，克里斯托所说的构成《公共利益》"内核"的"十几位学者与知识分子"，也大都是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其赖以立业的研究大体无关政治，只是在后来才投身保守派阵营。
但德索萨的职业生涯却大不一样。他先是编辑一本保守派大学刊物《达特茅斯回顾》（Dartmouth Review），后来又编辑一本保守派校友刊物《前瞻》（Prospect）。在为福音派牧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写了一部大唱赞歌的传记后，他成了里根政府里的高级国内政策分析员。然后他前往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在那里写了《偏执的教育》一书，后又写了《种族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Racism）--他在该书中宣称，"对于许多白人而言，犯罪的、粗率的低等黑人阶层意味着野蛮在西方文明中心地带的复活。"保守派的"奥林基金会"对这两本书给予赞助。保守派刊物，尤其是《国家评论》也出力宣传他的著作。
换言之，德索萨是四十年前并不存在的一种人：一名专职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机构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这些机构本质上都是忠于特定党派性的。
这些机构从何而来?简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保守派的知识分子说服一些富人与公司领袖向保守派的基础智识架构里输入资金。这一基础架构中的智库，有不少虽是仿照学术机构设立，但却只发布迎合预设观点的研究结论。"美国企业研究所"虽创建于1943年，但从1971年开始，因获得相当多的公司资助与保守派家族基金会的捐款而势力大增。遗产基金会是1973年由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 与理查德o梅隆o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出资建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凯托学会"严重依赖科克（Koch）家族基金会提供的资金。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43节：保守主义运动(10)
但另一方面，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势不可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一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含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势不可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一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含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42节：保守主义运动(9)
最开始是戈德华特尖锐的反工会主张令他举国闻名。在参议院调查据称的工会腐败案件时，他发表了所谓鲁特是莫大威胁的言论。但调查者用尽全力也未能发现鲁特有一丁点的不当行为：他很廉洁自律，就连在为工会事务出差时，衣物干洗的费用也是自己出的。要找真正的腐败，应该去看看吉米·霍法（Jimmy Hoffa）领导的"卡车司机工会"--那也是为数极少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工会之一。尽管如此，戈德华特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仍巩固了他地位，使他更被视为共和党中崛起的右翼的领导人。
反工会主义使保守主义运动在商界获得了第一块稳固阵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仇恨工会的企业主对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这一支持是有回报的。正如我将在第八章阐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的右转强化了商界的势力，使之可以对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运动，而这给工资不均状况与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建立一个知识阶层
在保守主义运动取得群众基础并在商界扎下牢固根基的同时，它也在赢得一个可谓"党派知识分子"的阶层。当然，以巴克利与《国家评论》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在任何公共政策讨论中都不停地通过各种研究与文章敲锣打鼓，表面上似乎是严肃治学，其实却是始终不渝地拥护右派立场。直到"新保守派"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新保守主义者联手时，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才真正成形，而这两派人士都不断地从一个强大的基础制度架构中得到职位。
新保守主义的源头大体可追溯到两个群体：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以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为首、与《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前者主导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击，后者则奋起反叛"伟大社会"。
在二者中，保守主义经济学知识阶层的兴起在先。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正如由亚当·斯密发现并经许多代经济学家阐发的，市场往往有办法令私利服务于公益。在"某种无形之手"的引导下，单纯追求自身收益的个体会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时，生产出他们需要的商品。这是一个有力而正确的发现。就算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着清醒的敬意。
反工会主义使保守主义运动在商界获得了第一块稳固阵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仇恨工会的企业主对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这一支持是有回报的。正如我将在第八章阐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的右转强化了商界的势力，使之可以对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运动，而这给工资不均状况与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建立一个知识阶层
在保守主义运动取得群众基础并在商界扎下牢固根基的同时，它也在赢得一个可谓"党派知识分子"的阶层。当然，以巴克利与《国家评论》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在任何公共政策讨论中都不停地通过各种研究与文章敲锣打鼓，表面上似乎是严肃治学，其实却是始终不渝地拥护右派立场。直到"新保守派"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新保守主义者联手时，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才真正成形，而这两派人士都不断地从一个强大的基础制度架构中得到职位。
新保守主义的源头大体可追溯到两个群体：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以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为首、与《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前者主导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击，后者则奋起反叛"伟大社会"。
在二者中，保守主义经济学知识阶层的兴起在先。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正如由亚当·斯密发现并经许多代经济学家阐发的，市场往往有办法令私利服务于公益。在"某种无形之手"的引导下，单纯追求自身收益的个体会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时，生产出他们需要的商品。这是一个有力而正确的发现。就算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着清醒的敬意。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41节：保守主义运动(8)
鲁特坚持不懈地争取新的、更好的福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就赢得了在今天的雇员看来理所应当的东西。年复一年，工人获得了全面的医疗计划、学费返还计划、人寿保险、利润分成、解雇费、预付费法律服务计划、近亲属亡故休假、履行陪审义务补助，如此等等，同时其休假、节日与休息时间也有所改善。
汽车公司等雇员众多的公司，并未因这些要求而不堪重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海外企业的大举竞争，因而公司可以将较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每家汽车制造商、每家钢铁公司都明白，其国内的竞争对手在谈判相同的劳资合同条款。
但在百货公司等中型企业的所有者看来，工会的要求就不是这么易于接受了。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必应对国际竞争，但它面临着或许未建工会的其他企业的竞争，包括极小的企业、夫妻零售店等，这些企业因为太小而不会成为工会的目标。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工会得陇望蜀的要求感到愤怒，甚至视之为威胁。
戈德华特的家族在凤凰城拥有一家百货公司。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他的名著《风暴来临之前：巴里·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破灭》（Before the Storm: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中所说的，戈德华特是位"商贩王子"--他所属的阶层最倾向于抵制工会运动越来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是"马尼恩（Manion）派"运动的中流砥柱，该派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力量之一--圣母大学法学院院长克莱伦斯·马尼恩（Clarence Manion）以直邮的方式声讨他认定盘踞在政府中的"国际主义者、全球一统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马尼恩派"的先驱。戈德华特来自亚利桑那州。该州宪法有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即禁止订立要求一个公司的工人必须是工会成员的合同。由此可见，"新政"时代的劳工胜利之所以未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牢靠地树立起工会的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虽然缔结工会的做法在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已稳固地扎下根基，但在后来人称"阳光地带"的地区，工会远没有那么普遍、强大。在50年代，南方制造业工人参与工会的概率只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当国家的工业基地与人口向南、向西迁移时，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阳光地带"既存权力结构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把劳工运动甩在身后。
汽车公司等雇员众多的公司，并未因这些要求而不堪重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海外企业的大举竞争，因而公司可以将较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每家汽车制造商、每家钢铁公司都明白，其国内的竞争对手在谈判相同的劳资合同条款。
但在百货公司等中型企业的所有者看来，工会的要求就不是这么易于接受了。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必应对国际竞争，但它面临着或许未建工会的其他企业的竞争，包括极小的企业、夫妻零售店等，这些企业因为太小而不会成为工会的目标。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工会得陇望蜀的要求感到愤怒，甚至视之为威胁。
戈德华特的家族在凤凰城拥有一家百货公司。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他的名著《风暴来临之前：巴里·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破灭》（Before the Storm: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中所说的，戈德华特是位"商贩王子"--他所属的阶层最倾向于抵制工会运动越来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是"马尼恩（Manion）派"运动的中流砥柱，该派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力量之一--圣母大学法学院院长克莱伦斯·马尼恩（Clarence Manion）以直邮的方式声讨他认定盘踞在政府中的"国际主义者、全球一统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马尼恩派"的先驱。戈德华特来自亚利桑那州。该州宪法有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即禁止订立要求一个公司的工人必须是工会成员的合同。由此可见，"新政"时代的劳工胜利之所以未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牢靠地树立起工会的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虽然缔结工会的做法在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已稳固地扎下根基，但在后来人称"阳光地带"的地区，工会远没有那么普遍、强大。在50年代，南方制造业工人参与工会的概率只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当国家的工业基地与人口向南、向西迁移时，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阳光地带"既存权力结构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把劳工运动甩在身后。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40节：保守主义运动(7)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组织的劳动力发挥了强大而明显的作用。超过30％的非农业工人是工会成员，而今天只有不到12％。美国当时的工会参与率高于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与西德的差距也不是很大。除了经济影响外，工会还扮演着核心性的政治角色，成为民主党在南方之外的中流砥柱与力量源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工会认定为不可改变的现实。
当时的情况也许让人觉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的非凡胜利之后，工会已确定无疑地取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合法地位。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胜利是有缺憾的。第一，"新政"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但与其他富国取得的福利成就相比尚有差距，尤其在医疗福利方面。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工会被迫去奋力争取私人部门提供福利。而当工会这么做时，回潮的抵制就扑面而来。第二，虽然工会参与率较高，但在地区间很不均衡：许多地方仍对工会抱有敌意，从而为反工会的政客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场所。
先谈有缺憾的福利国家。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辛之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国家，但这些福利国家的程度各异。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对退休收入建立了相当慷慨的公共保障，与其他富国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福利国家就远不如其他国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医疗保险从未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有医疗保险，许多工人有残废保险，相当数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业与退休津贴，不过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如从社会福利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衡量，几乎与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有相同的规模。但在美国，福利开支大多来自于私人雇主，而不是国家。
私人雇主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时提供保险是吸引雇员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有工资管制，公司无法以提高工资来争夺稀缺的劳动力。另外，福利形式的报酬有不用交所得税的优点，所以对于领取者而言，以医疗福利形式发给雇员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价值更大。但在战后，福利成为工会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解释鲁特为何位列百人之中时，《时代》写道：
当时的情况也许让人觉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的非凡胜利之后，工会已确定无疑地取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合法地位。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胜利是有缺憾的。第一，"新政"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但与其他富国取得的福利成就相比尚有差距，尤其在医疗福利方面。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工会被迫去奋力争取私人部门提供福利。而当工会这么做时，回潮的抵制就扑面而来。第二，虽然工会参与率较高，但在地区间很不均衡：许多地方仍对工会抱有敌意，从而为反工会的政客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场所。
先谈有缺憾的福利国家。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辛之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国家，但这些福利国家的程度各异。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对退休收入建立了相当慷慨的公共保障，与其他富国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福利国家就远不如其他国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医疗保险从未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有医疗保险，许多工人有残废保险，相当数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业与退休津贴，不过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如从社会福利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衡量，几乎与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有相同的规模。但在美国，福利开支大多来自于私人雇主，而不是国家。
私人雇主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时提供保险是吸引雇员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有工资管制，公司无法以提高工资来争夺稀缺的劳动力。另外，福利形式的报酬有不用交所得税的优点，所以对于领取者而言，以医疗福利形式发给雇员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价值更大。但在战后，福利成为工会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解释鲁特为何位列百人之中时，《时代》写道：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9节：保守主义运动(6)
不论保守主义运动创立者的论调是多么冠冕堂皇，在能趁着民众的恐慌而从中取利时，他们几乎从不犹豫。在"新保守派"逐渐演变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主体时，一些成员从中脱离出去，政治哲学家彼得·维尔瑞克（Peter Viereck）便是其中之一。在1962年《新共和》杂志的《新保守主义：其创立者之一询问出了什么差错》一文中，他指出新保守派的许多头面人物"未能通过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诱惑的严峻考验，就像亲共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通过共产主义诱惑的严峻考验一样"。 其实正如Viereck所指出的，戈德华特"至死都是麦卡锡暴政的热情捍卫者"。与里根一样，戈德华特本是个偏激而凶险的人物，后来却被世俗的历史描绘得大为平和温良。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最终与约翰·伯奇（John Birch）协会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分道扬镳，但他们仍小心地不去谴责该协会及其信奉的阴谋论。
所以说，保守主义运动找到了办法来迎合两股民间情绪，即白人的逆反心理与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有了这个群众基础，还尚不足以将20世纪50年代处在政治边缘的"新保守派"转变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这个群众基础的兴起相配合，另一种基础也被建立起来了。这一基础无法带来选票，却能带来现金，即商界的热烈资助。
建立一个商业基础
现如今，对于商界大都坚定支持极右派这一点，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制药业希望其垄断权不受干扰，继续维持下去；保险业希望把全民医疗福利拒之门外；电力公司希望不受环保法规的干涉；所有产业都想要减免税收。但在五六十年代，由于人们对"新政"的辉煌成果依然记忆犹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谓小心谨慎。保守主义运动最初的商业根基主要在于较小的、往往是私人拥有的企业，工会是其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
现在很难理解工会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华尔特·鲁特（Walter Reuther）评为20世纪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许令其读者微感诧异。鲁特从1946年开始担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纪末，美国的工会主义早已大不如前，而鲁特已几乎被人遗忘。但鲁特曾是一位高大伟岸的人物，而且还令一些人心惊胆战。1958年，戈德华特宣称鲁特"的威胁比'斯普特尼克'卫星还要危险，也超过了苏联可能对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
所以说，保守主义运动找到了办法来迎合两股民间情绪，即白人的逆反心理与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有了这个群众基础，还尚不足以将20世纪50年代处在政治边缘的"新保守派"转变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这个群众基础的兴起相配合，另一种基础也被建立起来了。这一基础无法带来选票，却能带来现金，即商界的热烈资助。
建立一个商业基础
现如今，对于商界大都坚定支持极右派这一点，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制药业希望其垄断权不受干扰，继续维持下去；保险业希望把全民医疗福利拒之门外；电力公司希望不受环保法规的干涉；所有产业都想要减免税收。但在五六十年代，由于人们对"新政"的辉煌成果依然记忆犹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谓小心谨慎。保守主义运动最初的商业根基主要在于较小的、往往是私人拥有的企业，工会是其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
现在很难理解工会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华尔特·鲁特（Walter Reuther）评为20世纪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许令其读者微感诧异。鲁特从1946年开始担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纪末，美国的工会主义早已大不如前，而鲁特已几乎被人遗忘。但鲁特曾是一位高大伟岸的人物，而且还令一些人心惊胆战。1958年，戈德华特宣称鲁特"的威胁比'斯普特尼克'卫星还要危险，也超过了苏联可能对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8节：保守主义运动(5)
如果不是这个政府里的高官合谋把我们带入灾祸，我们怎么能解释当前的处境？这一定是因一起巨大的阴谋导致的，其规模之大足以让人类史上的所有类似冒险相形见绌。这个可耻的阴谋极其黑暗，当真相最终大白之时，其元凶将值得所有正直人士永远诅咒。
当时形势的另一个绝大的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共产党一直是西欧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美国的反共情绪却要比西欧更胜，也更极端。当然，这不是说西欧的反共势力不强：在许多情况下，欧洲的右翼政党是以反共来界定自身的。欧洲的反共势力还得到一些美国人的崇拜，即便--或许可以说尤其--是在其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时候：如前所述，保守主义运动最早的机关刊物《国家评论》就热烈地崇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不过，除西班牙外，欧洲的反共分子多是传统的保守派、既存民主秩序的捍卫者。但在美国，反共成了一股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运动，其目标是一些据说左右了美国政策的虚无飘渺的敌人。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1964年的名文《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中所说的，现代美国右翼"有丧失家业之感：美国已大体被从他们及其同侪手中夺走，不过他们仍决意要将其取回，并防止最终发生颠覆事件，而使之灰飞烟灭。国际人士与知识分子已侵蚀了美国的古老美德；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阴谋家已逐渐破坏了老式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叛国的阴谋已摧毁了旧式的国家安全与独立，而这些阴谋最有力的执行人，与其说只是局外人与别国人，不如说正是身居美国权力中心的年老大员"。
诡异的是，这种丧失家业、受到伤害的感觉，却在美国迅速扩大的城市郊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共鸣。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那里有迪斯尼乐园，当年也是新美国梦的化身。当时一些人为彻底摆脱旧日的生活而从中西部向西迁往沿海地区，或从城市迁往城外的郊区，并买房安顿下来。似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特别担心有什么威胁把他们的新生活毁于一旦，一旦有人说存在什么针对其生活方式的黑暗阴谋，他们也很容易信以为真（奥兰治县是军工集团的核心要地，这也不影响阴谋论的效果：当地有许多防务承包商，西方与苏联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对很多人意味着切实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小布什政府精心煽起了"安全妈妈"的焦虑情绪，但在五六十年代，"郊区武士"的反叛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只要看到有政客似乎与自己有相同的担忧，便会投奔到其麾下。
当时形势的另一个绝大的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共产党一直是西欧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美国的反共情绪却要比西欧更胜，也更极端。当然，这不是说西欧的反共势力不强：在许多情况下，欧洲的右翼政党是以反共来界定自身的。欧洲的反共势力还得到一些美国人的崇拜，即便--或许可以说尤其--是在其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时候：如前所述，保守主义运动最早的机关刊物《国家评论》就热烈地崇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不过，除西班牙外，欧洲的反共分子多是传统的保守派、既存民主秩序的捍卫者。但在美国，反共成了一股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运动，其目标是一些据说左右了美国政策的虚无飘渺的敌人。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1964年的名文《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中所说的，现代美国右翼"有丧失家业之感：美国已大体被从他们及其同侪手中夺走，不过他们仍决意要将其取回，并防止最终发生颠覆事件，而使之灰飞烟灭。国际人士与知识分子已侵蚀了美国的古老美德；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阴谋家已逐渐破坏了老式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叛国的阴谋已摧毁了旧式的国家安全与独立，而这些阴谋最有力的执行人，与其说只是局外人与别国人，不如说正是身居美国权力中心的年老大员"。
诡异的是，这种丧失家业、受到伤害的感觉，却在美国迅速扩大的城市郊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共鸣。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那里有迪斯尼乐园，当年也是新美国梦的化身。当时一些人为彻底摆脱旧日的生活而从中西部向西迁往沿海地区，或从城市迁往城外的郊区，并买房安顿下来。似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特别担心有什么威胁把他们的新生活毁于一旦，一旦有人说存在什么针对其生活方式的黑暗阴谋，他们也很容易信以为真（奥兰治县是军工集团的核心要地，这也不影响阴谋论的效果：当地有许多防务承包商，西方与苏联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对很多人意味着切实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小布什政府精心煽起了"安全妈妈"的焦虑情绪，但在五六十年代，"郊区武士"的反叛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只要看到有政客似乎与自己有相同的担忧，便会投奔到其麾下。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7节：保守主义运动(4)
里根的方法之一就是大谈小政府的好处，从而不必发表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便能善加利用抵制"新政"的白人。就算在他并没有厉声谴责福利骗局，人人也都明白他指的是谁；他对浪费纳税人金钱的官僚大军的严厉抨击，也很明显是说给一些选民听的，那些人觉得他们的钱正在被人夺走，花在一些不知名姓的张三李四身上。
不过，里根还利用了社会底层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焦虑，那是一种真实的情绪。
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要在2005年拍摄《晚安，好运》，把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对抗麦卡锡（Joe McCarthy）的行动搬上银幕，这绝非偶然：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恐怖主义。但敌人的实情是迥然不同的：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的确威胁到了美国的存在，而伊斯兰恐怖分子却没有，并且与"邪恶轴心"不同，"华约"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心理上，对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威胁的反应，却与今天颇为相像，而且在今天看来似乎可以理解。
讽刺的是，身为超级大国也有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很难向本国公民解释这种力量是有限度的。加拿大人就不会费心去想，本国政府为何无力将其意志强加给世界；但美国人很容易就会相信，单凭武力就能消灭那些威胁美国的人，至于任何呼吁克制的人，说好听了是软弱，说不好听的话就是里通外国。
其实克制姿态是唯一理智的选择。和现代的恐怖主义一样，五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可以遏制但无法消灭的威胁。而且遏制战略--绝对避免直接以武力来推翻共产主义政权、只打防御性的战争、以援助和外交制衡苏联的影响力--最终大获全胜：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美国确定无疑地赢得了"冷战"。但在那些认为克制就是软弱、堕落的人看来，这一战略是怯懦的--呼吁理性应对恐怖主义的主张也是如此。里根把遏制战略讽刺为如下信念："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四十年后的迪克·切尼与他遥相呼应：当约翰·克里说，最好把"反恐战争"看成一个打击犯罪的问题时，就遭到他的嘲讽。
里根认为那些主张遏制的人是软弱的愚人，鼓吹"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其他右翼人士认为那些人是叛徒，甚至在麦卡锡失势后还有许多人坚持这一看法。在麦卡锡分子看来，一个超级大国的挫折，尤其是美国未能阻止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其原因只能是最高层的背叛：
不过，里根还利用了社会底层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焦虑，那是一种真实的情绪。
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要在2005年拍摄《晚安，好运》，把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对抗麦卡锡（Joe McCarthy）的行动搬上银幕，这绝非偶然：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恐怖主义。但敌人的实情是迥然不同的：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的确威胁到了美国的存在，而伊斯兰恐怖分子却没有，并且与"邪恶轴心"不同，"华约"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心理上，对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威胁的反应，却与今天颇为相像，而且在今天看来似乎可以理解。
讽刺的是，身为超级大国也有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很难向本国公民解释这种力量是有限度的。加拿大人就不会费心去想，本国政府为何无力将其意志强加给世界；但美国人很容易就会相信，单凭武力就能消灭那些威胁美国的人，至于任何呼吁克制的人，说好听了是软弱，说不好听的话就是里通外国。
其实克制姿态是唯一理智的选择。和现代的恐怖主义一样，五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可以遏制但无法消灭的威胁。而且遏制战略--绝对避免直接以武力来推翻共产主义政权、只打防御性的战争、以援助和外交制衡苏联的影响力--最终大获全胜：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美国确定无疑地赢得了"冷战"。但在那些认为克制就是软弱、堕落的人看来，这一战略是怯懦的--呼吁理性应对恐怖主义的主张也是如此。里根把遏制战略讽刺为如下信念："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四十年后的迪克·切尼与他遥相呼应：当约翰·克里说，最好把"反恐战争"看成一个打击犯罪的问题时，就遭到他的嘲讽。
里根认为那些主张遏制的人是软弱的愚人，鼓吹"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其他右翼人士认为那些人是叛徒，甚至在麦卡锡失势后还有许多人坚持这一看法。在麦卡锡分子看来，一个超级大国的挫折，尤其是美国未能阻止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其原因只能是最高层的背叛：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6节：保守主义运动(3)
1964年10月27日，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后来失败的竞选班子做了一次电视演讲。嗣后两位记者大卫·布劳德（David Broder）与斯蒂芬·汉斯（Stephen Hess）称之为，"自1896年威廉·布莱安在民主党大会上以名为"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的演说振奋全场以来，最为成功的全国性政治亮相"。里根演讲的正式题目是"抉择的时机"（A Time for Choosing），但后来它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里根的"演讲"。
这不是林肯库伯学院演说的那种演讲，用"厉声责骂"来形容里根的演讲已算是恭维了：厉声责骂大政府的邪恶，其依据却不合逻辑，都是些含混不清的统计数字与奇闻佚事。
我们把那些统计数字称为"误导"，把奇闻佚事当成"可疑"，已算是给里根面子了。里根宣称，"联邦雇员有250万之众，而本国六分之一的劳动力受雇于联邦、州与地方政府"，让人觉得存在着一个庞大而无用的官僚机构。如果人们事先知道那些所谓的无用官僚其实是在做什么，他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1964年将近三分之二的联邦雇员在国防部与邮政部门工作，而州与地方的雇员大多是教师、警察或消防员。他讲了一个故事来抨击"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说一位有七个孩子的妇女想离婚，因为她的福利收入将超过丈夫的工资--他称这故事是从洛杉矶一名不知名姓的法官那里听来的。
里根还表现地异常冷漠无情，他说："四年前有人告诉我们，每晚有1 700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指的是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的一个说法。"说不定确有此事，他们都在节食。"
演讲的结尾又甚为突兀地转向另一个话题，听起来似乎是呼吁军事对抗共产主义：
那些想用我们的自由来交换福利国家的饥民赈济处的人已告诉我们，他们有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他们把这称为'容纳政策'。他们说，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被指控为好战分子。
以任何正常的标准看，这都算不上一篇伟大的演讲。但布劳德与汉斯说对了：演讲影响巨大。《国家评论》那种居高临下的、贵族托利党式的语调，只有一群持精英治国论的少数派能理解，他们数量极少，又富裕、自恋。里根找到了一种方法，虽然倡导的政策大体相同，但在语言上却迎合普通人的认识和偏见。人们会被巴克利的冗长句法绕得晕头转向，而且不了解、不关心佛朗哥大元帅到底如何拯救了西班牙的灵魂，但他们却会对里根的演讲产生共鸣。里根所发现的，是一条能为保守主义运动提供真正群众基础的道路。
这不是林肯库伯学院演说的那种演讲，用"厉声责骂"来形容里根的演讲已算是恭维了：厉声责骂大政府的邪恶，其依据却不合逻辑，都是些含混不清的统计数字与奇闻佚事。
我们把那些统计数字称为"误导"，把奇闻佚事当成"可疑"，已算是给里根面子了。里根宣称，"联邦雇员有250万之众，而本国六分之一的劳动力受雇于联邦、州与地方政府"，让人觉得存在着一个庞大而无用的官僚机构。如果人们事先知道那些所谓的无用官僚其实是在做什么，他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1964年将近三分之二的联邦雇员在国防部与邮政部门工作，而州与地方的雇员大多是教师、警察或消防员。他讲了一个故事来抨击"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说一位有七个孩子的妇女想离婚，因为她的福利收入将超过丈夫的工资--他称这故事是从洛杉矶一名不知名姓的法官那里听来的。
里根还表现地异常冷漠无情，他说："四年前有人告诉我们，每晚有1 700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指的是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的一个说法。"说不定确有此事，他们都在节食。"
演讲的结尾又甚为突兀地转向另一个话题，听起来似乎是呼吁军事对抗共产主义：
那些想用我们的自由来交换福利国家的饥民赈济处的人已告诉我们，他们有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他们把这称为'容纳政策'。他们说，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被指控为好战分子。
以任何正常的标准看，这都算不上一篇伟大的演讲。但布劳德与汉斯说对了：演讲影响巨大。《国家评论》那种居高临下的、贵族托利党式的语调，只有一群持精英治国论的少数派能理解，他们数量极少，又富裕、自恋。里根找到了一种方法，虽然倡导的政策大体相同，但在语言上却迎合普通人的认识和偏见。人们会被巴克利的冗长句法绕得晕头转向，而且不了解、不关心佛朗哥大元帅到底如何拯救了西班牙的灵魂，但他们却会对里根的演讲产生共鸣。里根所发现的，是一条能为保守主义运动提供真正群众基础的道路。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5节：保守主义运动(2)
为该社论所不屑一顾的"生而'平等'的美国公民所享权利的总目"，按理应该就是人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那份文件。而该社论所提到的，有时为免使社会退步而值得付出的"可怕的暴力代价"，指的是什么？在1957年稍晚的时候，威廉·巴克利在其《西班牙来信》（Letter from Spain）一文中对此做了说明：
佛朗哥将军是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人们普遍承认他有过人之处，天赋、毅力以及对自身事业的坚信不移集于一身。一些幻想家、空谈家、马克思主义者与虚无主义者在30年代要把一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强加给西班牙，那个政权玷污了西班牙的灵魂，甚至磨灭了西班牙的历史特性。将西班牙从他们手中夺回来，需要佛朗哥的禀赋。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关键支援之下推翻的那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其实是西班牙的民选政府。佛朗哥用以保护西班牙"灵魂"的方法包括滥杀，以及把政治反对者及任何疑为政治反对者的人投入集中营。而且，在巴克利赞颂那位独裁者时，这些都不是陈年旧事：正如史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所说的，晚至20世纪70年代，反对佛朗哥的人"依然遭受警方的恐怖对待与处决"。
在这些文章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保守主义运动已学会了更加婉转地表达意思。现如今他们自称是奉扬自由与个人选择的标兵。但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就是极为不民主的，将保卫宗教与财产视为第一要务。《上帝和耶鲁人》的第一章谴责学校不"亲近基督教"，第二章的标题虽然是《耶鲁的个人主义》，但其内容却主要是攻击那些讲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有所赞许的教授。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主不能创造一种环境，充分地保护宗教与财产，那还不如没有民主。
但实情是，美国从未出现过佛朗哥，指望将来涌现一位也不切实际。要在这个国家获取权力，新的保守派必须控制一个政党，并赢得选举。
找到一个群众基础
1964年，保守派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联盟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并提名贝利·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不过，对于右派而言，这不过是个虚幻的黎明。羽翼未丰的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提名戈德华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突生变故，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要赢得全国性选举，该运动仍然毫无良方，戈德华特终遭惨败。要实现既定目标，保守主义运动需要更宽广的根基。而为此指出明路的人，便是罗纳德·里根。
佛朗哥将军是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人们普遍承认他有过人之处，天赋、毅力以及对自身事业的坚信不移集于一身。一些幻想家、空谈家、马克思主义者与虚无主义者在30年代要把一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强加给西班牙，那个政权玷污了西班牙的灵魂，甚至磨灭了西班牙的历史特性。将西班牙从他们手中夺回来，需要佛朗哥的禀赋。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关键支援之下推翻的那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其实是西班牙的民选政府。佛朗哥用以保护西班牙"灵魂"的方法包括滥杀，以及把政治反对者及任何疑为政治反对者的人投入集中营。而且，在巴克利赞颂那位独裁者时，这些都不是陈年旧事：正如史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所说的，晚至20世纪70年代，反对佛朗哥的人"依然遭受警方的恐怖对待与处决"。
在这些文章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保守主义运动已学会了更加婉转地表达意思。现如今他们自称是奉扬自由与个人选择的标兵。但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就是极为不民主的，将保卫宗教与财产视为第一要务。《上帝和耶鲁人》的第一章谴责学校不"亲近基督教"，第二章的标题虽然是《耶鲁的个人主义》，但其内容却主要是攻击那些讲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有所赞许的教授。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主不能创造一种环境，充分地保护宗教与财产，那还不如没有民主。
但实情是，美国从未出现过佛朗哥，指望将来涌现一位也不切实际。要在这个国家获取权力，新的保守派必须控制一个政党，并赢得选举。
找到一个群众基础
1964年，保守派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联盟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并提名贝利·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不过，对于右派而言，这不过是个虚幻的黎明。羽翼未丰的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提名戈德华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突生变故，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要赢得全国性选举，该运动仍然毫无良方，戈德华特终遭惨败。要实现既定目标，保守主义运动需要更宽广的根基。而为此指出明路的人，便是罗纳德·里根。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4节：保守主义运动(1)
第六章 保守主义运动
恰恰就在艾森豪威尔为放低调门的、"现代"的共和党主义宣扬美德的时候，一种新型的保守派正在崭露头角。麦金利式的保守派先后与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作战，他们传统、固步自封，而且最主要是年纪老迈。与老一辈不同，这些逐渐被称为"新保守派"的人年轻、咄咄逼人，而且深谙传媒之道。他们自认为是挑战上层建筑的局外人，但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雄厚的资金支持。
威廉·巴克利开其先河。他在1951年出的书《上帝和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中谴责耶鲁大学容留那些敌视或至少是怀疑基督教的教员，更不用说传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了，这使他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1955年他创办了《国家评论》杂志。
想要了解一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在学会规矩地讲话之前是什么腔调，早年的《国家评论》绝对值得一读。今天，美国右翼的头面人物都深通英国人所说的"嘘狗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他们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目标群体的耳中，从而使他们的极端立场在公众看来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将在本章稍后看到，里根有本事不发出任何公然的种族主义论调，便向人展示他对种族主义的同情；我们还将在本书稍后看到，小布什惯于发出一些言语，在大多数美国人听起来至多不过稍显矫揉造作，但对于最极端的、虔诚的宗教激进分子而言，则是饱含深意。但在早年的《国家评论》里，其立场要明确得多。
1957年，该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公开颂扬参议院的一次表决。他们相信，该表决有助于南方继续否定黑人选举权。
浮出水面的核心问题--这不是一个依议会规则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查查生而'平等'的美国公民所享权利的总目便能回答的问题--在于，南方的白人是否有权在其不占人数优势的地区采取一定的必要措施，以保持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清醒的回答是'有权'--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利，乃是因为目前而言他们是先进的种族……
《国家评论》相信，南方的预述是正确的。如果多数人的意愿是一种社会学上的返祖，那么阻挠多数人虽是不民主的，但也许是文明的。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而言，宣示并遵行文明的准则，要比屈从于人数多数派的要求更为重要。有时，坚持少数派的意愿会变得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让步，而社会将退步；有时人数上的少数派只有依靠暴力才能维持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必须做出抉择：维持其意愿的支配地位，是否值得付出可怕的暴力代价。
恰恰就在艾森豪威尔为放低调门的、"现代"的共和党主义宣扬美德的时候，一种新型的保守派正在崭露头角。麦金利式的保守派先后与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作战，他们传统、固步自封，而且最主要是年纪老迈。与老一辈不同，这些逐渐被称为"新保守派"的人年轻、咄咄逼人，而且深谙传媒之道。他们自认为是挑战上层建筑的局外人，但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雄厚的资金支持。
威廉·巴克利开其先河。他在1951年出的书《上帝和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中谴责耶鲁大学容留那些敌视或至少是怀疑基督教的教员，更不用说传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了，这使他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1955年他创办了《国家评论》杂志。
想要了解一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在学会规矩地讲话之前是什么腔调，早年的《国家评论》绝对值得一读。今天，美国右翼的头面人物都深通英国人所说的"嘘狗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他们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目标群体的耳中，从而使他们的极端立场在公众看来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将在本章稍后看到，里根有本事不发出任何公然的种族主义论调，便向人展示他对种族主义的同情；我们还将在本书稍后看到，小布什惯于发出一些言语，在大多数美国人听起来至多不过稍显矫揉造作，但对于最极端的、虔诚的宗教激进分子而言，则是饱含深意。但在早年的《国家评论》里，其立场要明确得多。
1957年，该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公开颂扬参议院的一次表决。他们相信，该表决有助于南方继续否定黑人选举权。
浮出水面的核心问题--这不是一个依议会规则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查查生而'平等'的美国公民所享权利的总目便能回答的问题--在于，南方的白人是否有权在其不占人数优势的地区采取一定的必要措施，以保持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清醒的回答是'有权'--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利，乃是因为目前而言他们是先进的种族……
《国家评论》相信，南方的预述是正确的。如果多数人的意愿是一种社会学上的返祖，那么阻挠多数人虽是不民主的，但也许是文明的。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而言，宣示并遵行文明的准则，要比屈从于人数多数派的要求更为重要。有时，坚持少数派的意愿会变得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让步，而社会将退步；有时人数上的少数派只有依靠暴力才能维持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必须做出抉择：维持其意愿的支配地位，是否值得付出可怕的暴力代价。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3节：福利国家的政治(3)
不过一旦上台，罗斯福不仅开始认真对待一些激进的观点，而且亲身担负重任，劝说公众放弃传统见解、接受大刀阔斧的新政策。他之所以能战胜选民天生的守成主义，主要是拜历史的偶然事件之赐。首先，1929～1933年的经济浩劫使旧精英及其意识形态声名扫地，而1933年开始的复苏虽然限于局部，但仍然为"新政"的改革赢得了信誉。罗斯福在第二任就职演讲中宣布："我们一直都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不良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不良的经济学。"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势之下，政府明显有必要大举干预经济，对激进措施的疑虑也被弃置一旁。因此，到艾森豪威尔给他兄弟写那封信时，"新政"体制已不再被视为激进的革新，而成为美国生活的常态。
无疑，如果"新政"之前的流俗是对的，如果对富人征税、提供社会保障与失业补贴、强化工人谈判权会破坏经济，事情的发展绝不会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大压缩"之后，发生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持续性经济繁荣。罗斯福的政绩也证明，反对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常见理由之一，即这势必导致同样大规模的腐败，与事实并不相符。回头来看，"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惊叹。在罗斯福主持下联邦开支大增，包括"工作促进署"（WPA）的开支，该署对这笔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新政"前被民众广泛视为腐败的公共救济活动，其形象在后来确实大大改观。
"新政"的清廉并非偶然。"新政"官员近乎偏执地检查自己的项目，使之免受腐败沾染。罗斯福特地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进展调查部"，调查WPA中被举报的不法行为。结果证明这个单位的工作确实高效，后来国会的一项调查也未发现任何被遗漏的严重违规行为。
如此尽心竭力地保持政府的诚信，与其说反映了罗斯福的个人品德，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罗斯福的执政使命就是要展示，政府积极行动会收到成效。为使人信服这一使命，他需要保持政绩的廉明，他也的确做到了。
还有一件事。虽说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展示政府的效率而事先策划好的，但战时经历确实绝好地证明了政府的高效。美国政府证明自己既能打一场全球性战争，又能主持大局，大规模地动员国家资源。从此，保守派人士就很难再宣称政府什么事都办不好了。
到了1948年，政府应积极介入经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这一理念在实施中使贫富差距大大缩小。旧观念认为，政府应当袖手旁观，罗斯福在1936年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将此讥刺为"'最冷漠的政府最好'原则"，在1948年，这种观点已沦落为奇谈怪论。
不过，若没有一个有影响的政治联盟做支撑，单单赢得理念斗争的胜利是不够的。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政治重心向社会下层移动，那些受惠于"大压缩"、与延续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害关系的人，获得了更大的力量。
无疑，如果"新政"之前的流俗是对的，如果对富人征税、提供社会保障与失业补贴、强化工人谈判权会破坏经济，事情的发展绝不会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大压缩"之后，发生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持续性经济繁荣。罗斯福的政绩也证明，反对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常见理由之一，即这势必导致同样大规模的腐败，与事实并不相符。回头来看，"新政"施行之清正廉明令人惊叹。在罗斯福主持下联邦开支大增，包括"工作促进署"（WPA）的开支，该署对这笔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新政"前被民众广泛视为腐败的公共救济活动，其形象在后来确实大大改观。
"新政"的清廉并非偶然。"新政"官员近乎偏执地检查自己的项目，使之免受腐败沾染。罗斯福特地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进展调查部"，调查WPA中被举报的不法行为。结果证明这个单位的工作确实高效，后来国会的一项调查也未发现任何被遗漏的严重违规行为。
如此尽心竭力地保持政府的诚信，与其说反映了罗斯福的个人品德，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罗斯福的执政使命就是要展示，政府积极行动会收到成效。为使人信服这一使命，他需要保持政绩的廉明，他也的确做到了。
还有一件事。虽说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展示政府的效率而事先策划好的，但战时经历确实绝好地证明了政府的高效。美国政府证明自己既能打一场全球性战争，又能主持大局，大规模地动员国家资源。从此，保守派人士就很难再宣称政府什么事都办不好了。
到了1948年，政府应积极介入经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这一理念在实施中使贫富差距大大缩小。旧观念认为，政府应当袖手旁观，罗斯福在1936年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将此讥刺为"'最冷漠的政府最好'原则"，在1948年，这种观点已沦落为奇谈怪论。
不过，若没有一个有影响的政治联盟做支撑，单单赢得理念斗争的胜利是不够的。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政治重心向社会下层移动，那些受惠于"大压缩"、与延续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害关系的人，获得了更大的力量。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2节：福利国家的政治(2)
我们必须与和平的宿敌作战--商业与金融垄断、投机、莽撞的银行行为、阶级敌视、地方歧见、发战争财。
他们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金钱集团把持的政府与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
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罗斯福说财阀恨他，这并非夸大其辞，并且这种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负担起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并一举缩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税后收入大大下降。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讲之后的二十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主要由于杜鲁门在1948年赢得了竞选，"新政"政策得以延续了下来：工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强大，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公司与富人的税负甚至高于罗斯福时代。这些政策曾为"金钱集团"所深恨--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指出，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是尤其遭财阀非议的项目，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支持延续这些政策竟然成为反映政治温和的主要表征。
这一转变部分反映出，人口结构及其他因素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福利国家延续的变化。我稍后将论及那些变化。但首先让我来简单谈谈美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长久特征，该特征使"新政"极难树立，但保卫起来却比较容易，那就是选民天生的且通常是理性的保守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不是指右翼观点，而是说，除非政府的现行政策明显濒于失败，否则选民不愿支持巨大的政策变化。在现代，我们看到过，这种守成主义既曾使民主党的计划搁浅，也曾让共和党的图谋落空：克林顿试图改革医疗福利，布什企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他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选民对不可知的前景感到恐惧。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无法推行，也有守成主义的原因。只要有人建议对富人增税、改善工人与穷人的福利、修改劳工法以便利工会的缔结，就会遭到攻击--这些企图改革的人不负责任，不明事理，如果他们的建议被采纳，经济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就连罗斯福也有些受惑于这种流俗，当时有一本书先于凯恩斯提议实施赤字开支，以便在衰退时期支撑经济，罗斯福在该书上做批注说："哪有此等好事--取得成果总要付出代价。"
他们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金钱集团把持的政府与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
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些势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合起来对付一名候选人。恨我，这是他们的一致之处，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罗斯福说财阀恨他，这并非夸大其辞，并且这种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的，"新政"使公司与富人负担起沉重的税负，促进了工会的壮大，并一举缩小了收入差距，使最富者税后收入大大下降。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讲之后的二十年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主要由于杜鲁门在1948年赢得了竞选，"新政"政策得以延续了下来：工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强大，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公司与富人的税负甚至高于罗斯福时代。这些政策曾为"金钱集团"所深恨--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中指出，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是尤其遭财阀非议的项目，但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支持延续这些政策竟然成为反映政治温和的主要表征。
这一转变部分反映出，人口结构及其他因素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福利国家延续的变化。我稍后将论及那些变化。但首先让我来简单谈谈美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长久特征，该特征使"新政"极难树立，但保卫起来却比较容易，那就是选民天生的且通常是理性的保守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不是指右翼观点，而是说，除非政府的现行政策明显濒于失败，否则选民不愿支持巨大的政策变化。在现代，我们看到过，这种守成主义既曾使民主党的计划搁浅，也曾让共和党的图谋落空：克林顿试图改革医疗福利，布什企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他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选民对不可知的前景感到恐惧。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无法推行，也有守成主义的原因。只要有人建议对富人增税、改善工人与穷人的福利、修改劳工法以便利工会的缔结，就会遭到攻击--这些企图改革的人不负责任，不明事理，如果他们的建议被采纳，经济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就连罗斯福也有些受惑于这种流俗，当时有一本书先于凯恩斯提议实施赤字开支，以便在衰退时期支撑经济，罗斯福在该书上做批注说："哪有此等好事--取得成果总要付出代价。"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1节：福利国家的政治(1)
第四章 福利国家的政治
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几乎无不熟悉一张照片：哈里·杜鲁门手举一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初版，笑容满面，报上的头号大标题是《杜威击败杜鲁门》。不，杜威没有。1948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杜威几乎必获大胜，但最后却是杜鲁门夺冠，这实属美国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逆转。
杜鲁门一鸣惊人式的胜利已成为永载美国政治史册的时刻，亦须铭记的还有一些报道--在竞选中追随杜鲁门的支持者高呼："给他们地狱，哈里！"但我可以断言，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杜鲁门把地狱给谁，地狱又是什么意思。如今杜鲁门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大体他实施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此人主持制定了"马歇尔计划"与遏制战略，在柏林和朝鲜与斯大林对峙，并将美国带上最终赢得"冷战"的轨道。
但在1948年，外交政策并非选战的关键议题，一是由于"冷战"尚未真正开始，二是由于共和党人在强烈的反共主义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之间首鼠两端，未能决定外交政策的立场。1948年选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共和党人或许会把罗斯福取得的国内成绩全盘推倒。
托马斯·杜威想在选战中用一些约吉·贝拉（Yogi Berra）式的庸俗话来安抚选民，例如"诸君之未来仍在诸君之前方"（约吉o贝拉是美国当时的著名棒球手，以喜欢说怪僻而无意义的空话闻名--译者注）。但杜鲁门集中火力攻击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从而将大选变成一场针对"新政"的全民公决。
1948年的国会在努力逆转罗斯福的"新政"。国会中共和党人事实上的领袖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被时人称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脱强烈反对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新政"，这不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表表姿态而已：1946年共和党人夺取国会之后，塔夫脱就促成了《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大大逆转了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而该法是"新政"之下工会成员增多、力量大涨的关键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选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党获胜并控制白宫与国会两院，将导致之前促成"大压缩"的政策发生巨大逆转。
到1952年共和党人最终重夺白宫时，选民已经没有那么担忧了。那时，在政治的形格势禁之下，共和党领袖承认，"新政"建立的制度将成为美国大地上长久的景观。艾森豪威尔1954年写信给兄弟埃德加说："若有任何政党试图取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废止劳工法与农业计划，该党必从美国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认为能够如此行动，例如亨特（H. L. Hunt）、其他一些得克萨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余领域偶见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数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危险、激进的理念与计划，为什么会在50年代成为人们尊崇的精髓，只有"一小撮人"要求将其废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察美国社会的变化如何改变了政治环境，也要探究各政党如何回应新的环境。
从激进到可敬
"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是被视为极端激进的，而"新政派"自己也愿意使用阶级战争式的言辞。读一下（或听一下更好，网上有录音）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你就会发觉，后世的自由主义已变得何等谨慎、羞怯与温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资或对富人增税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保证，他们心中对财富毫无芥蒂，他们并不是在主张阶级战争，但罗斯福抨击那些有钱有势的罪人丝毫不留情面。
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几乎无不熟悉一张照片：哈里·杜鲁门手举一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初版，笑容满面，报上的头号大标题是《杜威击败杜鲁门》。不，杜威没有。1948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杜威几乎必获大胜，但最后却是杜鲁门夺冠，这实属美国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大逆转。
杜鲁门一鸣惊人式的胜利已成为永载美国政治史册的时刻，亦须铭记的还有一些报道--在竞选中追随杜鲁门的支持者高呼："给他们地狱，哈里！"但我可以断言，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杜鲁门把地狱给谁，地狱又是什么意思。如今杜鲁门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大体他实施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此人主持制定了"马歇尔计划"与遏制战略，在柏林和朝鲜与斯大林对峙，并将美国带上最终赢得"冷战"的轨道。
但在1948年，外交政策并非选战的关键议题，一是由于"冷战"尚未真正开始，二是由于共和党人在强烈的反共主义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之间首鼠两端，未能决定外交政策的立场。1948年选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共和党人或许会把罗斯福取得的国内成绩全盘推倒。
托马斯·杜威想在选战中用一些约吉·贝拉（Yogi Berra）式的庸俗话来安抚选民，例如"诸君之未来仍在诸君之前方"（约吉o贝拉是美国当时的著名棒球手，以喜欢说怪僻而无意义的空话闻名--译者注）。但杜鲁门集中火力攻击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从而将大选变成一场针对"新政"的全民公决。
1948年的国会在努力逆转罗斯福的"新政"。国会中共和党人事实上的领袖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被时人称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脱强烈反对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新政"，这不单是在意识形态上表表姿态而已：1946年共和党人夺取国会之后，塔夫脱就促成了《塔夫脱-哈特利法》（Taft-Hartley Act），大大逆转了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而该法是"新政"之下工会成员增多、力量大涨的关键因素之一。故而，在1948年，选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党获胜并控制白宫与国会两院，将导致之前促成"大压缩"的政策发生巨大逆转。
到1952年共和党人最终重夺白宫时，选民已经没有那么担忧了。那时，在政治的形格势禁之下，共和党领袖承认，"新政"建立的制度将成为美国大地上长久的景观。艾森豪威尔1954年写信给兄弟埃德加说："若有任何政党试图取消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废止劳工法与农业计划，该党必从美国政治史上消失。固然有一小撮人认为能够如此行动，例如亨特（H. L. Hunt）、其他一些得克萨斯州石油富豪，以及其余领域偶见的政客或商人，但其数目微不足道，其人亦蠢笨可笑。"
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危险、激进的理念与计划，为什么会在50年代成为人们尊崇的精髓，只有"一小撮人"要求将其废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察美国社会的变化如何改变了政治环境，也要探究各政党如何回应新的环境。
从激进到可敬
"新政"在20世纪30年代是被视为极端激进的，而"新政派"自己也愿意使用阶级战争式的言辞。读一下（或听一下更好，网上有录音）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你就会发觉，后世的自由主义已变得何等谨慎、羞怯与温良。今天那些想提高最低工资或对富人增税的人会不厌其烦地向公众保证，他们心中对财富毫无芥蒂，他们并不是在主张阶级战争，但罗斯福抨击那些有钱有势的罪人丝毫不留情面。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30节：大压缩(11)
和往常一样，这些不过是数字，至多只是人们真实生活的一种表征。但在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感受到生活水准的飞升，普通美国劳工的境遇之优裕也远不是其父辈所能想象的，对此，还有谁会质疑吗？我们对当前经济的感受，却至多只能用"不可妄断"来形容--当前美国人大都觉得生活与几十年前相比在一些方面变好，但在另一些方面变差，这不是也很明显吗？
在一些人看来，"大压缩"之后美国经济兴旺发达这一事实非常令人困惑，与他们心目中世界的运行方式完全背离，结果他们竟然篡改历史，将战后繁荣一笔抹煞。每周一到周五晚在CNBC上宣扬其供应学派信条的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就告诉我们，拜罗纳德·里根减税之赐，"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柯立芝-梅隆时期除外），美国经济制度首度赢得举世羡慕。"我猜，那位《时代》编辑讲述的繁荣景象，甚至那么多现成的经济资料，都不过是幻象吧！
但那不是幻象，那兴旺的场面是真实的。"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繁荣，而且首要的效果就是给经济注入活力。如果此事与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推论相悖，那是教科书式经济学出了错。这将是后面一章的主题。
现在，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认定，自由派在三四十年代成功地使收入差距大大缩小，而且对整体经济几乎毫无负面影响。实现这一成就的男男女女为当今的自由派上了一堂示范课，说明了领导力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但这些男男女女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何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又让这些变化屹立不倒？
在一些人看来，"大压缩"之后美国经济兴旺发达这一事实非常令人困惑，与他们心目中世界的运行方式完全背离，结果他们竟然篡改历史，将战后繁荣一笔抹煞。每周一到周五晚在CNBC上宣扬其供应学派信条的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就告诉我们，拜罗纳德·里根减税之赐，"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柯立芝-梅隆时期除外），美国经济制度首度赢得举世羡慕。"我猜，那位《时代》编辑讲述的繁荣景象，甚至那么多现成的经济资料，都不过是幻象吧！
但那不是幻象，那兴旺的场面是真实的。"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繁荣，而且首要的效果就是给经济注入活力。如果此事与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推论相悖，那是教科书式经济学出了错。这将是后面一章的主题。
现在，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认定，自由派在三四十年代成功地使收入差距大大缩小，而且对整体经济几乎毫无负面影响。实现这一成就的男男女女为当今的自由派上了一堂示范课，说明了领导力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但这些男男女女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何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又让这些变化屹立不倒？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29节：大压缩(10)
首先，人们会普遍怀疑，这些政策对贫富差距将收效甚微，至少在短期是如此。通常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挑战供需规律的做法一般行不通；就算政府果真利用战时权力强行建立了更平等的工资结构，一旦取消这些管制，工资差异也会自发回归旧日的水平。
第二，不只是极右派，许多人都断言，如此激进的平等化政策将破坏激励机制，令经济一蹶不振。高利润税将导致商业投资崩溃；对高收入者征收高所得税将导致创业精神萎靡，个体创造力匮乏；强大的工会将提出过度的涨薪要求，导致大规模失业，抑制生产力的提高。上述观点可概括为："大压缩"期间的美国政策变化就像是导致"欧洲硬化症"的政策的极端化。"欧洲硬化症"是指许多西欧国家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较慢（后者不如前者严重）的情况，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一些政策导致的。
假设我们今天想复制"大压缩"，或许这些可怕的预言将会成真。但事实是，激进的收入平等化让人联想到的种种恶劣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实一个也没有发生。相反，"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很长时间，达三十多年。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的繁荣时代，一个我们从未能重现的时代。
为理解"大压缩"之后美国的境况是何等的顺利，我提议将战后的美国经济史分为三个时期：1947～1973年的战后繁荣；1973～1980年的纷扰年代，当时石油危机与滞胀令美国经济大受破坏；从1980年至今，增长适度、贫富分化加剧的现代时期（为何从1947年开始？两个原因，一是"大压缩"到那时大体完成，二是精准的资料大都在当年才出现）。
在战后繁荣时期，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大致翻了一番，按今天的物价折算，是从约2.2万美元上升到4.4万美元，这相当于2.7％的年增长率。各收入群体大体也保持了相同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延续了"大压缩"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
纷扰年代一度令平均收入的增长停止。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后，增长开始恢复，但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就算是最好的时光，也始终难望战后繁荣时期的项背。1980年至今，平均家庭收入的增长率仅为每年0.7％左右。1982～1989年里根治下的"美国清晨"与1993～2000年克林顿治下的经济繁荣，可谓是最好的时光，但就算在这两个较短的时期，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无法与"大压缩"之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相比。
第二，不只是极右派，许多人都断言，如此激进的平等化政策将破坏激励机制，令经济一蹶不振。高利润税将导致商业投资崩溃；对高收入者征收高所得税将导致创业精神萎靡，个体创造力匮乏；强大的工会将提出过度的涨薪要求，导致大规模失业，抑制生产力的提高。上述观点可概括为："大压缩"期间的美国政策变化就像是导致"欧洲硬化症"的政策的极端化。"欧洲硬化症"是指许多西欧国家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较慢（后者不如前者严重）的情况，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一些政策导致的。
假设我们今天想复制"大压缩"，或许这些可怕的预言将会成真。但事实是，激进的收入平等化让人联想到的种种恶劣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实一个也没有发生。相反，"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很长时间，达三十多年。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的繁荣时代，一个我们从未能重现的时代。
为理解"大压缩"之后美国的境况是何等的顺利，我提议将战后的美国经济史分为三个时期：1947～1973年的战后繁荣；1973～1980年的纷扰年代，当时石油危机与滞胀令美国经济大受破坏；从1980年至今，增长适度、贫富分化加剧的现代时期（为何从1947年开始？两个原因，一是"大压缩"到那时大体完成，二是精准的资料大都在当年才出现）。
在战后繁荣时期，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大致翻了一番，按今天的物价折算，是从约2.2万美元上升到4.4万美元，这相当于2.7％的年增长率。各收入群体大体也保持了相同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延续了"大压缩"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
纷扰年代一度令平均收入的增长停止。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后，增长开始恢复，但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就算是最好的时光，也始终难望战后繁荣时期的项背。1980年至今，平均家庭收入的增长率仅为每年0.7％左右。1982～1989年里根治下的"美国清晨"与1993～2000年克林顿治下的经济繁荣，可谓是最好的时光，但就算在这两个较短的时期，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无法与"大压缩"之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相比。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28节：大压缩(9)
"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其实是在1918年由伍德罗·威尔逊建立的，其职权是仲裁劳资争议，以避免爆发罢工，破坏战时工作。该委员会在行事上偏向劳工利益，保护工人结社权与集体谈判权，推动制定最低生活工资。工会参与率在短期内近乎翻倍。
一战之后，战争劳工委员会遭撤销，联邦政府回归传统的亲雇主立场。如前所述，劳工被迫步步退让，战时的收获也付诸东流。
但珍珠港事件后一个多月，罗斯福便重设"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NWLB），而且这次职权更大。战争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促使政府对许多关键日用品采取价格管制。倘若战争需求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大涨，这些管制措施将难以维持，于是联邦政府也将许多关键性国民产业的工资置于控制之下。这些工资的任何增长均须经NWLB批准。实际结果是，政府不仅开始仲裁纠纷，而且开始为私人部门指定工资率。
有鉴于罗斯福政府的价值观，毫不意外的是，NWLB制定的规则倾向于使低薪工人工资的提高幅度大于高薪雇员工资的提高。罗斯福颁发一道指令，规定低于正常标准的工资应加以提高，根据该指令，雇主可不经批准自行将任何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小时四十美分（约相当于今天的每小时五美元），或在NWLB地方办公室的批准下将其提高到每小时五十美分，而继续提升就须经华盛顿批准。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就会使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快于高薪工人。NWLB还规定了每个职业的薪资上下限，而雇主可自行将任何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其所处职业的薪资下限。这一规定同样有利于低薪者的工资增长，而不利于高薪者的工资增长。最后，NWLB规定，如加薪能消除不同工厂间的工资差距，则在所不限--这也促进了收入最低者工资的提升。
诚如戈丁与马戈所言，"NWLB采用的加薪标准大都有助于压缩行业间及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因此，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时势允许美国政府或多或少地直接决定许多工人的工资，而它也恰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让美国社会更趋平等。奇妙的是，变化的确出现了。
平等与战后繁荣
设想一下，假如现在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提议重拾当年带来"大压缩"的各项政策：对富人大幅度增税、支持工会势力的大举扩张、实施一段时间的工资管制以大幅度缩减薪资差异，如此等等。从惯常的思维看，这样的计划会带来哪些影响？
一战之后，战争劳工委员会遭撤销，联邦政府回归传统的亲雇主立场。如前所述，劳工被迫步步退让，战时的收获也付诸东流。
但珍珠港事件后一个多月，罗斯福便重设"全美战争劳工委员会"（NWLB），而且这次职权更大。战争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促使政府对许多关键日用品采取价格管制。倘若战争需求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大涨，这些管制措施将难以维持，于是联邦政府也将许多关键性国民产业的工资置于控制之下。这些工资的任何增长均须经NWLB批准。实际结果是，政府不仅开始仲裁纠纷，而且开始为私人部门指定工资率。
有鉴于罗斯福政府的价值观，毫不意外的是，NWLB制定的规则倾向于使低薪工人工资的提高幅度大于高薪雇员工资的提高。罗斯福颁发一道指令，规定低于正常标准的工资应加以提高，根据该指令，雇主可不经批准自行将任何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小时四十美分（约相当于今天的每小时五美元），或在NWLB地方办公室的批准下将其提高到每小时五十美分，而继续提升就须经华盛顿批准。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就会使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快于高薪工人。NWLB还规定了每个职业的薪资上下限，而雇主可自行将任何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其所处职业的薪资下限。这一规定同样有利于低薪者的工资增长，而不利于高薪者的工资增长。最后，NWLB规定，如加薪能消除不同工厂间的工资差距，则在所不限--这也促进了收入最低者工资的提升。
诚如戈丁与马戈所言，"NWLB采用的加薪标准大都有助于压缩行业间及行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因此，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时势允许美国政府或多或少地直接决定许多工人的工资，而它也恰恰利用了这个机会来让美国社会更趋平等。奇妙的是，变化的确出现了。
平等与战后繁荣
设想一下，假如现在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提议重拾当年带来"大压缩"的各项政策：对富人大幅度增税、支持工会势力的大举扩张、实施一段时间的工资管制以大幅度缩减薪资差异，如此等等。从惯常的思维看，这样的计划会带来哪些影响？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27节：大压缩(8)
另一种说法则更强调工会运动的内部变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响。哈佛大学杰出的劳工经济学家理查德o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30年代工会缔结的增多与之前，即1910年～1920年间的一段增长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情况，这表明罗斯福和"新政"也许并未发挥关键作用。弗里曼认为，30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大体上与政府的举动无关。首先是"大萧条"导致许多雇主降薪，由于愤怒的工人组织起来抵制减薪，这使工会运动如虎添翼。然后，工会运动力量的渐增产生了自我强化作用，因为已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为想要组建工会的其他工人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如资金援助、提供纠察员等等。
我们不一定非要对这两种说法做出取舍。将工人动员起来的因素，也促成了一个政权的上台，而"新政"正需要这一政权来改变联邦政策。就算罗斯福并非单枪匹马地为强大的工会运动创造了条件，单就政府从老板代理人转变为工人保护神这一点，也无疑促进了工会的勃兴。
不论政治、大萧条与组织状况各自在工会的兴起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所知的工会的一切都说明，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会的新力量居功甚伟。许多学术研究表明，工会与"大压缩"有关的影响主要有两个。第一，工会提高会员的平均工资，同时间接地、幅度较低地提高非工会成员的工人的工资，因为在未建工会的公司里，雇主为了减少工会运动对其工人的吸引力，会主动加薪。所以，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与薪资较高的经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工会可以为收入最低的会员谈判争取较高的工资增长，助其追赶收入最高的会员。反工会的雇主在努力抵挡工会组织者的影响时，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换言之，工会对工资的上述影响，恰好就是我们在"大压缩"期间看到的情形：与经理、专业人员相比，蓝领工人的工资上升，同时蓝领工人内部的工资差距缩小。
不过，单凭成立工会并不足以带来完全的"压缩"效果。彻底的转变还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形。
战争工资
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情况下，政府至多只能影响工资，而不会直接设定工资。但在20世纪40年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因战争之需，美国经济的命脉多少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运用其力量实现了重大的收入均衡化。
我们不一定非要对这两种说法做出取舍。将工人动员起来的因素，也促成了一个政权的上台，而"新政"正需要这一政权来改变联邦政策。就算罗斯福并非单枪匹马地为强大的工会运动创造了条件，单就政府从老板代理人转变为工人保护神这一点，也无疑促进了工会的勃兴。
不论政治、大萧条与组织状况各自在工会的兴起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所知的工会的一切都说明，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会的新力量居功甚伟。许多学术研究表明，工会与"大压缩"有关的影响主要有两个。第一，工会提高会员的平均工资，同时间接地、幅度较低地提高非工会成员的工人的工资，因为在未建工会的公司里，雇主为了减少工会运动对其工人的吸引力，会主动加薪。所以，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与薪资较高的经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工会有助于缩小蓝领工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工会可以为收入最低的会员谈判争取较高的工资增长，助其追赶收入最高的会员。反工会的雇主在努力抵挡工会组织者的影响时，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换言之，工会对工资的上述影响，恰好就是我们在"大压缩"期间看到的情形：与经理、专业人员相比，蓝领工人的工资上升，同时蓝领工人内部的工资差距缩小。
不过，单凭成立工会并不足以带来完全的"压缩"效果。彻底的转变还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形。
战争工资
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情况下，政府至多只能影响工资，而不会直接设定工资。但在20世纪40年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因战争之需，美国经济的命脉多少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运用其力量实现了重大的收入均衡化。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26节：大压缩(7)
工人与工会
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压缩"之后的三十年，即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只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的收入，依据通货膨胀因素折算后，与今日有相同资历的工人大体相当。但是，他们的相对地位显然要高得多：拥有极好工作的蓝领工人的收入，常常与许多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相当，甚至还要高于后者。
蓝领工人为何有了如此的好时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受惠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况：美国制造业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令他们受惠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工的短缺，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设置的严格移民限制所造成的。
不过，50年代的蓝领工人的境况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国工会运动在退潮。劳工组织的重大努力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坏了罢工，二是政府始终站在雇主一边出手干预，逮捕工会组织者，若他们生于外国--当时这很常见--便将其驱逐出境。工会参与率曾在一战中大涨，但之后剧降。到1930年，只有10％多一点的非农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与今天私人企业工人的工会参与率大致相当。在"大萧条"最初的数年间，工会参与率继续下滑，在1933年达到最低点。
但在"新政"之下，工会的成员大增，力量也持续上升。工会参与率从1933～1938年增长了两倍，到1947年又将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尾，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许多未加入的工人发放一定的工资，以与工会工资相匹敌，或者是为了让工人不受工会组织者的诱惑。
工会参与率为何大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就此进行了激励的争论。
一种说法将工会参与率的大涨大体归功于（或归罪于，这取决于你的视角）"新政"。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治下，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的声明至为明白："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之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之一部分。本法亦设定诸种方式，以供政府藉以保障该项合法权利。"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史家认为，针对工会的公共政策的这一逆转，导致了工会的勃兴。
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压缩"之后的三十年，即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只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的收入，依据通货膨胀因素折算后，与今日有相同资历的工人大体相当。但是，他们的相对地位显然要高得多：拥有极好工作的蓝领工人的收入，常常与许多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相当，甚至还要高于后者。
蓝领工人为何有了如此的好时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受惠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况：美国制造业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令他们受惠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工的短缺，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设置的严格移民限制所造成的。
不过，50年代的蓝领工人的境况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国工会运动在退潮。劳工组织的重大努力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坏了罢工，二是政府始终站在雇主一边出手干预，逮捕工会组织者，若他们生于外国--当时这很常见--便将其驱逐出境。工会参与率曾在一战中大涨，但之后剧降。到1930年，只有10％多一点的非农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与今天私人企业工人的工会参与率大致相当。在"大萧条"最初的数年间，工会参与率继续下滑，在1933年达到最低点。
但在"新政"之下，工会的成员大增，力量也持续上升。工会参与率从1933～1938年增长了两倍，到1947年又将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尾，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许多未加入的工人发放一定的工资，以与工会工资相匹敌，或者是为了让工人不受工会组织者的诱惑。
工会参与率为何大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就此进行了激励的争论。
一种说法将工会参与率的大涨大体归功于（或归罪于，这取决于你的视角）"新政"。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治下，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的声明至为明白："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之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之一部分。本法亦设定诸种方式，以供政府藉以保障该项合法权利。"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史家认为，针对工会的公共政策的这一逆转，导致了工会的勃兴。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25节：大压缩(6)
富人财富的突然下滑，大体上可用一个字来解释：税。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都流入一小群人手中--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读者或许会想，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巨大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门获得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两个年份的差别不大。
但是，虽然在20年代与50年代，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这不是由于公司利润的下滑，而是由于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了--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益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益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么，富人怎么了？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情形做如下的思考。在战前的美国，高收入的源头与现今不同。今天富人的收入大体是薪酬收入（想想CEO和他们获赠的股票期权），而在20年代事情要简单得多：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能带来收益。由于资本收益大都流入一小群人手中--1929年1％的美国人得到了多达70％的股票红利，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划分大体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
既然如此，读者或许会想，富人占美国国民收入份额的剧降，必定反映了收入分配从资本向劳工的巨大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公司部门获得的税前收入有69％流入劳工手中，31％为资方赚得，1929年这两项则分别是67％和33％，两个年份的差别不大。
但是，虽然在20年代与50年代，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这不是由于公司利润的下滑，而是由于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了--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益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益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么，富人怎么了？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24节：大压缩(5)
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受所谓"无形之手"如何重要的学说熏陶已久，对政府塑造经济的能力倾向于怀疑。因此，在收入分配发生巨大变化时，经济学家会先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人们常常将库兹涅茨的名字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这是很不公平的），今人已将这一自然周期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根据该理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一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十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剧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据认为，"库兹涅茨曲线"的原理如下：根据该理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是，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一个由富有的工业家组成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工人仍深陷贫穷之中。换言之，像美国的"长镀金年代"这样贫富剧烈分化的时期是发展的自然产物。
但最终资本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逐渐减少，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者下降。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但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相信，这就是美国在19～20世纪经历的故事。他们觉得，"长镀金年代"是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们相信，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事情变化得很明显，这个故事并未结束，不平等再度加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例如科技革新使技术因素有了越来越大的额外优势。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均势的变化带来的。
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即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人口的收入。
我们对富人历史收入状况的了解，要多于对其他人的了解，因为自1913年以来，富人一直在支付所得税，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向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关自身经济状况的信息。税收资料显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的时间，贫富不均毫无下滑之势：当罗斯福在1937年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仍然贫困时，几乎毫无迹象表明，与一战前相比，富人的经济统治地位有些许下降。但短短十年之后，富人明显沦落了：我们已描述过20世纪50年代顶端人群收入的剧降，这早在1946年或1947年便发生了。经济精英的相对贫穷化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突然发生的。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23节：大压缩(4)
但到了50年代，尽管仍有一些美国乡下人依赖户外茅厕，也有一些城市家庭住在盥洗室外置的廉价公寓里，但这明显是少数。到1955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而70％的住宅都安装了电话。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时间里，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富人"与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虚言，而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50年代，美国很少有人过得起一种奢华的、足以与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许比大多数人的大，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住在府邸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养不起打理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传统上富人与其他人在服饰上的差异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钱购买（并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无法维持旧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来服侍他们上装与卸装。富人传统上在出行快捷方面享有优势--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高档店铺是开给"马车顾主"的，而在汽车普及之后，连这个优势也消失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都给美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尊严感，我想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但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卡迪拉克车与Chevy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在人们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富人怎么了？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位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体上是由他创立了现代经济统计学。他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系统，借助这一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数字体系，我们可以探究美国的收入状况。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已将关注点从国民收入的总体规模转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虽有资料方面的限制，他仍能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人时间里，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富人"与你我不同"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虚言，而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50年代，美国很少有人过得起一种奢华的、足以与中产阶级形成强烈反差的生活方式。富人的房子也许比大多数人的大，但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住在府邸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养不起打理这些深宅大院所必需的仆人。传统上富人与其他人在服饰上的差异基本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普通工人已有钱购买（并清洗）好衣服，二是富人再也无法维持旧日的穿衣方式，那需要大群仆役来服侍他们上装与卸装。富人传统上在出行快捷方面享有优势--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高档店铺是开给"马车顾主"的，而在汽车普及之后，连这个优势也消失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都给美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尊严感，我想这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但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卡迪拉克车与Chevy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在人们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民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富人怎么了？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位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体上是由他创立了现代经济统计学。他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核算"系统，借助这一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数字体系，我们可以探究美国的收入状况。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已将关注点从国民收入的总体规模转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方面。虽有资料方面的限制，他仍能表明，战后美国的收入分配要比"大萧条"之前公平得多。但这一变化究竟是政治带来的，还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带来的呢？
既得利益不是原罪，反既得利益是错误观念
今天社会不满的声音很多，而其中各方面主要的矛头，似是对准“既得利益者”。一些声称是追求民主制度的人，也以为既得利益者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最重要障碍。其实，这是经马列教条洗脑后后的错觉。人性本私！严格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非但不是民主革命的敌人，反而，他们本身希望在民主革命中以制度和法律化的形式，确立其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为此，他们既愿意付出慈善的代价，也愿意付出制度上让步的代价。
把打击矛头对准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既错过了更危险而且更顽固得多的敌人，也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中国历史两千年不能走出专治制度和暴民运动的死循环。这种以仇富为特征的打击既得利益者的思想误区，是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即使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既得利益也不是罪；既得利益对社会而言，甚至是功！真正可能是有罪的，是获得既得利益的途径。而其罪，以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法制原则，是法不究往、疑罪从无。
因此，马列毛鼓吹的阶级斗争革命，从错误的、反人类的、反社会的邪教。无论其初衷如何，最终形成的打击对象，几乎清一色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精华，——靠自已的劳动积累致富的社会技术文化阶层。这些暴民，对于真正利用权力鱼肉民众自肥的特权贪腐者，反而常常是崇拜有加，并特称为“厚黑学”、拜毛教。
把社会变革的目标，仅仅针对“既得的利益”，即已“死”的利益，把拥有利益作为“原罪”而革其命，如此邪教，无论如何谈不上进步。须知，今天即使是最穷之人，也是“既得利益”者，相对于已经死在毛上帝手中的几千万无辜贫苦同胞，至少保留有“生命利益”！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自杀？被杀？（恕不奉陪）。任何人只要还有财产，相对于赤贫的西部山地农民来说，都是既得利益者。甚至被民粹反复炒作的所谓农民工，也只是赤贫农民群体中的一小撮，而且是暴富的一小撮“既得利益者”。
反对既得利益，等同于反对私人财产。《无私，就是极端的自私》！
任何方案，都是针对某一个时期的利益分配。既然民主社会是《不患不均而患不公平》，那么，天长日久，必然会因历史性的盈利积累，以及相对应的历史性的亏损积累，而出现“贫富不均”，利益不均。这时侯，不平则鸣，声明自已的利益立场是很重要的。这和诚信守约没有关系；错了也没有关系，确认错了，承认就行了；妥协就结束了。这样的西方式的利益争论，双方的利益立场可以很快清晰澄清，为妥协双赢方案的确立奠定基础。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等级社会，缺乏民主内涵，成则为王败则为冠；争论的目的是要获得利益的全部解释权；即，一方争成奴隶主，让另一方做奴隶。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式的争论，总是以《中国式的诡辩》开始，以你我相压进行，以血腥厮杀告终。所以，暴民运动，也就只不过是中国几种政治形态循环中的一个短而激烈的小环节而已。
中国能够跳出这个循环吗？
因此，“既得利益者”，当它作为一种负面的道德帽子时，要切记慎用，最好不要使用，让道德，远离社会变革方案的讨论。如果非要使用既得利益这个词，那么请特指“特权既得利益者”，而不要为了少数背叛农民利益的小人反对户籍制度，甚至将全体城市居民保护自已生活财产，都称为既得利益者。否则，“反对既得利益者”，将成为暴民运动的可耻借口。
实际上，就算是对“特权既得利益”，也应该反其特权，而不应单纯反其“既得利益”。社会进步不是为了暴民报复。去除特权的低成本方式是双方妥协，以承认部分既得利益的方式，去除特权。在特权去除后，在尊重前法（妥协契约）的前提下，可以按财产税、所得税等方式，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渐渐抚平差距。而妥协契约所不包含的前法犯罪所得，依法追究即可。仇者，罪也，非其人也！这就是依法治国，而非依个人好恶、阶层偏好而单方面定他人生死的道德治国、暴民社会！。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暴民运动和专治社会的死循环，才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才不好同期性地误伤轸灭宝贵的自由工商业知识和技术的全部精华！
人之初，性本善！就算真的如某人说的，无官不贪。那么，也是因为有一个制度，可以令任何官变贪。我们可以不相信这个制度自已可以变好。但不能不相信，当这个制度被消灭后，“贪官”本质上，至少绝大多数，也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过于关注既得利益而反之，是小农意识的体现；过于关注有人富于已而仇之，同样是小农意识。所谓反既得利益，与仇富，实际上一回事。被忽视的更重要的，更应该争取的，是个人人权利益的保障，个人奋斗的自由，和公平的社会民主制度。这里隐含着一个悖论：如果自由人权是更有价值的，为什么一些人却宁愿关注既得利益，而坐视民主宪政被无限延迟？如果认为自由人权民主的宪政是不重要的，那又何必力争之，事事以民主为命？你所声称的，真的是民主吗？真的是人权吗？还是，仅仅是用你的人权，压倒他人的人权？即，你希望成为专治统制者？
茅于轼有一句话，比较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这种误区：“中国人对于地位特权上的不平等很麻木，对于财产的不平等，很敏感”，活生生描写出了中国社会那些暴民卫道的嘴脸。易中天的另一句话也类似：“很多中国人反腐败，是因为他自已不能腐败”；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反腐败，也反“反腐败”，那是因为他们期望有一天，他自已能够腐败。
反不公平的制度，而不是仇富，反既得利益，让我们从历史上的穆斯林英雄萨拉丁对战败者的话来体会：“带上你们所有的财富离开吧，（既得利益），我只要耶路萨冷的石头”，当然，犯有严重罪行的雷哈德，是要被处死的；————萨拉丁是一位智者！
把打击矛头对准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既错过了更危险而且更顽固得多的敌人，也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中国历史两千年不能走出专治制度和暴民运动的死循环。这种以仇富为特征的打击既得利益者的思想误区，是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即使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既得利益也不是罪；既得利益对社会而言，甚至是功！真正可能是有罪的，是获得既得利益的途径。而其罪，以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法制原则，是法不究往、疑罪从无。
因此，马列毛鼓吹的阶级斗争革命，从错误的、反人类的、反社会的邪教。无论其初衷如何，最终形成的打击对象，几乎清一色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精华，——靠自已的劳动积累致富的社会技术文化阶层。这些暴民，对于真正利用权力鱼肉民众自肥的特权贪腐者，反而常常是崇拜有加，并特称为“厚黑学”、拜毛教。
把社会变革的目标，仅仅针对“既得的利益”，即已“死”的利益，把拥有利益作为“原罪”而革其命，如此邪教，无论如何谈不上进步。须知，今天即使是最穷之人，也是“既得利益”者，相对于已经死在毛上帝手中的几千万无辜贫苦同胞，至少保留有“生命利益”！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自杀？被杀？（恕不奉陪）。任何人只要还有财产，相对于赤贫的西部山地农民来说，都是既得利益者。甚至被民粹反复炒作的所谓农民工，也只是赤贫农民群体中的一小撮，而且是暴富的一小撮“既得利益者”。
反对既得利益，等同于反对私人财产。《无私，就是极端的自私》！
任何方案，都是针对某一个时期的利益分配。既然民主社会是《不患不均而患不公平》，那么，天长日久，必然会因历史性的盈利积累，以及相对应的历史性的亏损积累，而出现“贫富不均”，利益不均。这时侯，不平则鸣，声明自已的利益立场是很重要的。这和诚信守约没有关系；错了也没有关系，确认错了，承认就行了；妥协就结束了。这样的西方式的利益争论，双方的利益立场可以很快清晰澄清，为妥协双赢方案的确立奠定基础。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等级社会，缺乏民主内涵，成则为王败则为冠；争论的目的是要获得利益的全部解释权；即，一方争成奴隶主，让另一方做奴隶。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式的争论，总是以《中国式的诡辩》开始，以你我相压进行，以血腥厮杀告终。所以，暴民运动，也就只不过是中国几种政治形态循环中的一个短而激烈的小环节而已。
中国能够跳出这个循环吗？
因此，“既得利益者”，当它作为一种负面的道德帽子时，要切记慎用，最好不要使用，让道德，远离社会变革方案的讨论。如果非要使用既得利益这个词，那么请特指“特权既得利益者”，而不要为了少数背叛农民利益的小人反对户籍制度，甚至将全体城市居民保护自已生活财产，都称为既得利益者。否则，“反对既得利益者”，将成为暴民运动的可耻借口。
实际上，就算是对“特权既得利益”，也应该反其特权，而不应单纯反其“既得利益”。社会进步不是为了暴民报复。去除特权的低成本方式是双方妥协，以承认部分既得利益的方式，去除特权。在特权去除后，在尊重前法（妥协契约）的前提下，可以按财产税、所得税等方式，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渐渐抚平差距。而妥协契约所不包含的前法犯罪所得，依法追究即可。仇者，罪也，非其人也！这就是依法治国，而非依个人好恶、阶层偏好而单方面定他人生死的道德治国、暴民社会！。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暴民运动和专治社会的死循环，才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才不好同期性地误伤轸灭宝贵的自由工商业知识和技术的全部精华！
人之初，性本善！就算真的如某人说的，无官不贪。那么，也是因为有一个制度，可以令任何官变贪。我们可以不相信这个制度自已可以变好。但不能不相信，当这个制度被消灭后，“贪官”本质上，至少绝大多数，也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过于关注既得利益而反之，是小农意识的体现；过于关注有人富于已而仇之，同样是小农意识。所谓反既得利益，与仇富，实际上一回事。被忽视的更重要的，更应该争取的，是个人人权利益的保障，个人奋斗的自由，和公平的社会民主制度。这里隐含着一个悖论：如果自由人权是更有价值的，为什么一些人却宁愿关注既得利益，而坐视民主宪政被无限延迟？如果认为自由人权民主的宪政是不重要的，那又何必力争之，事事以民主为命？你所声称的，真的是民主吗？真的是人权吗？还是，仅仅是用你的人权，压倒他人的人权？即，你希望成为专治统制者？
茅于轼有一句话，比较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这种误区：“中国人对于地位特权上的不平等很麻木，对于财产的不平等，很敏感”，活生生描写出了中国社会那些暴民卫道的嘴脸。易中天的另一句话也类似：“很多中国人反腐败，是因为他自已不能腐败”；事实上，很多中国人反腐败，也反“反腐败”，那是因为他们期望有一天，他自已能够腐败。
反不公平的制度，而不是仇富，反既得利益，让我们从历史上的穆斯林英雄萨拉丁对战败者的话来体会：“带上你们所有的财富离开吧，（既得利益），我只要耶路萨冷的石头”，当然，犯有严重罪行的雷哈德，是要被处死的；————萨拉丁是一位智者！
仇富是为了维护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仇富，是一个模糊的，基本上是邪恶的贬义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的过去将来和现在，实际上是五个互相分离而无相干的社会事务待解决问题：
１）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即不民主的以公有制为名的国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即马列毛制度；
２）长期国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形成的以官商寻租致富而成的历史性财富分配不均；
３）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即马列制度形成的地区发展不均衡；
４）马列制度修正过程中，形成的对国际资本的利益输送，（买办），而国际资本既得利益受他国人权法律和中外国际公约的保护；
５）中国国民被两千年等级社会文化结合马列反人权理论体系结合洗脑后的强烈的愚暴仇富文化，抵制公民勤劳致富的个人空间。
前四项的核心矛盾，都是不公平的马列制度。而仇富，指的是第五项，它和马列制度，并无绝对的关系，相反，成了马列制度为祸中国的保护伞。这一点，可以从污友之乡张马田之流的各款式左棍疯狂中看出来。
人权普世的价值观，人权断言“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也就包含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穷人的人权是人权，富人的人权同样是人权！富人并没有天生就欠了穷人的《原罪》。怀疑富人不法致富作为任意侵犯富人人权的借口，是非法的愚暴贱民的暴民行径，根本谈不上是革命进步。
富人犯法，那就“法办”，依法举证、疑罪从无。穷人犯法，照样法办，疑罪从无！相反，侵犯富人合法权益的“暴民”行径，同样依法严惩！如果说富人积富是历史因素的不公平制度造成的。那就首先消灭不公平的制度，而不是富人本身。在消灭了不公平制度后，再按民约公法，依法调剂社会贫困差距。
中国富人的数量及其财富总额，远远少于传说。少数胡雪岩式的官商富人，既不是小康“富人”代表，也完全可以以民主法治的方式，在民主宪政社会里让他们为共和国社会作出自已的贡献。根本不应该因为这少数官商富人的存在，而视仇富为正当；同时也剥夺了所有穷人变富的的所有出路。如果世间上真正有万恶之源，那不是因为富裕，也不是因为有富人。而是因为有贫穷，因为有穷人。贫穷才是万恶之源！让富人变穷是真加了恶，让穷人变富才增加了了善，穷人贫穷的原因，不是因为有富人；恰恰相反，在中国，是因为富人太少了；而依托马列和封建文化的经济特权，太多了！! 让中国人一步步赤贫的是特权，富人太少，则令社会购买力更小，穷人变富的机会更小。
中国社会没有资格仇富。也根本没有必要贫富。
今天中国，事实上是一个毫无社会财产积蓄的，极左理想中的赤贫均贫的社会，所不均的，只是侵吞社会公众利益的特权而已。那些上窜下跳的极左仇富暴民丑类，求的是公义吗？不！他们求的，只不过是能够成为侵吞公众利益的一分子！看到一些愚暴贱民攻击讲实话做实事的茅于轼老人，追捧讲虚话没做事的张宏良之流时侯，那种痴愚的模样，笔者真是感到万分悲哀：这个人科动物们，那些愚暴的贱民动物，他们真的是他母亲的给人卖进淫子里，他还争着拉皮条赚小费，嫖他们的母亲。
今天社会权力，能够维护它的主张吗？能够瓦解“不饥不寒不愁生死还有未来”的“暴民”的殊死斗志吗？所以，持暴力立场的极左，最终发现，只有他家的宠物狗跟着他闹革命。这就是极端分子的真实写照。既然今天中国的制度，因为方便了权钱交易，而令官商横行，权商变富。那就用民主制度，斩断权与钱之间的联系，不要让《寻租腐败定律》总有发挥的余地，不要总是《公务员和垄断企事业单位加薪加福利，公众加税减保障》。
另一方面，既然特权才是主要矛盾，那又何必斤斤计较于以往的得失，非要括地三尺追究以往？法不究往，乃民主司法的要诣。否则扩大打击面，反而人人自危，社会进步阻力徒增，谁也讨不了好去。反过来说，社会保障低水平广覆盖，清除了《寻租腐败定律》的作用可能；同时保证公平的覆盖，又令穷人有能力自吃其力，最终挤身中产者阶层，甚至挤身富人阶层；这个游戏规则，这也是一种利益立场，包括共赢方案的各自利益声明和妥协。
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解决中国存在的不公平的马列制度，和解决中国存在贫困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中国存在富人的问题。希望一些受马列邪教污染而仇富维护邪教制度的愚暴贱动物，早日回归人类社会。
１）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即不民主的以公有制为名的国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即马列毛制度；
２）长期国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形成的以官商寻租致富而成的历史性财富分配不均；
３）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即马列制度形成的地区发展不均衡；
４）马列制度修正过程中，形成的对国际资本的利益输送，（买办），而国际资本既得利益受他国人权法律和中外国际公约的保护；
５）中国国民被两千年等级社会文化结合马列反人权理论体系结合洗脑后的强烈的愚暴仇富文化，抵制公民勤劳致富的个人空间。
前四项的核心矛盾，都是不公平的马列制度。而仇富，指的是第五项，它和马列制度，并无绝对的关系，相反，成了马列制度为祸中国的保护伞。这一点，可以从污友之乡张马田之流的各款式左棍疯狂中看出来。
人权普世的价值观，人权断言“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也就包含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穷人的人权是人权，富人的人权同样是人权！富人并没有天生就欠了穷人的《原罪》。怀疑富人不法致富作为任意侵犯富人人权的借口，是非法的愚暴贱民的暴民行径，根本谈不上是革命进步。
富人犯法，那就“法办”，依法举证、疑罪从无。穷人犯法，照样法办，疑罪从无！相反，侵犯富人合法权益的“暴民”行径，同样依法严惩！如果说富人积富是历史因素的不公平制度造成的。那就首先消灭不公平的制度，而不是富人本身。在消灭了不公平制度后，再按民约公法，依法调剂社会贫困差距。
中国富人的数量及其财富总额，远远少于传说。少数胡雪岩式的官商富人，既不是小康“富人”代表，也完全可以以民主法治的方式，在民主宪政社会里让他们为共和国社会作出自已的贡献。根本不应该因为这少数官商富人的存在，而视仇富为正当；同时也剥夺了所有穷人变富的的所有出路。如果世间上真正有万恶之源，那不是因为富裕，也不是因为有富人。而是因为有贫穷，因为有穷人。贫穷才是万恶之源！让富人变穷是真加了恶，让穷人变富才增加了了善，穷人贫穷的原因，不是因为有富人；恰恰相反，在中国，是因为富人太少了；而依托马列和封建文化的经济特权，太多了！! 让中国人一步步赤贫的是特权，富人太少，则令社会购买力更小，穷人变富的机会更小。
中国社会没有资格仇富。也根本没有必要贫富。
今天中国，事实上是一个毫无社会财产积蓄的，极左理想中的赤贫均贫的社会，所不均的，只是侵吞社会公众利益的特权而已。那些上窜下跳的极左仇富暴民丑类，求的是公义吗？不！他们求的，只不过是能够成为侵吞公众利益的一分子！看到一些愚暴贱民攻击讲实话做实事的茅于轼老人，追捧讲虚话没做事的张宏良之流时侯，那种痴愚的模样，笔者真是感到万分悲哀：这个人科动物们，那些愚暴的贱民动物，他们真的是他母亲的给人卖进淫子里，他还争着拉皮条赚小费，嫖他们的母亲。
今天社会权力，能够维护它的主张吗？能够瓦解“不饥不寒不愁生死还有未来”的“暴民”的殊死斗志吗？所以，持暴力立场的极左，最终发现，只有他家的宠物狗跟着他闹革命。这就是极端分子的真实写照。既然今天中国的制度，因为方便了权钱交易，而令官商横行，权商变富。那就用民主制度，斩断权与钱之间的联系，不要让《寻租腐败定律》总有发挥的余地，不要总是《公务员和垄断企事业单位加薪加福利，公众加税减保障》。
另一方面，既然特权才是主要矛盾，那又何必斤斤计较于以往的得失，非要括地三尺追究以往？法不究往，乃民主司法的要诣。否则扩大打击面，反而人人自危，社会进步阻力徒增，谁也讨不了好去。反过来说，社会保障低水平广覆盖，清除了《寻租腐败定律》的作用可能；同时保证公平的覆盖，又令穷人有能力自吃其力，最终挤身中产者阶层，甚至挤身富人阶层；这个游戏规则，这也是一种利益立场，包括共赢方案的各自利益声明和妥协。
解决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解决中国存在的不公平的马列制度，和解决中国存在贫困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中国存在富人的问题。希望一些受马列邪教污染而仇富维护邪教制度的愚暴贱动物，早日回归人类社会。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富的社会没有前途，仇富的人没有前途！
仇富者，有两种人，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和无权的愚暴贱民，他们都是穷人的天然敌人。他们向中国穷人推销着万恶之源————贫穷！掠夺的是中国穷人的生命、人权！他们是极左，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在中国这样一个等级社会里，真正掌握社会财富命脉的，是权！是特权！有权才有钱，有权才可以寻租换钱。特权，才是最主要的矛盾！不敢仇权而仇富，远远谈不上勇敢，更谈不上正义，只不过是一些《不患贫而患不均》，追求全社会赤贫的愚暴贱民！
因此，对富人的保护，也就是对穷人自已的保护。为富人说话，就是为穷人说话。相反，对特权的保护，则是对穷人利益的戕害。保护富人，就是保护穷人能够通过自已劳动致富的天然的权力，这个权力，称为人权！如果有人说反对的是“权钱交易”的富人，那么，至少要把权与富分开，不能放过一个因权致富的奸官，也不能冤枉一个正当致富的小民。请问，简单的汉语，“仇富”，做到了吗？正确吗？准确吗？而充斥传媒的“中国富人为富不仁，没一个好人”，打倒一船人；这样的愚暴贱民法西斯暴民倾向，难道值得肯定吗？
《不患贫而患不均》，出是明朝自太祖起的社会哲学。明朝是一个使用类似西班牙帝国的政策，摧毁社会工商任何积极萌芽，以压制自由工商阶层崛起的社会。明朝最终形成的，是与文官集团结合的官商阶层。在《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原罪感》则明确指出，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实际上是奴隶社会“上下守礼”的别语，这句话等同于理教朱子名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做官。当然是任何行业的专家都比不上做一个贪官、昏官。难道，今天不是这样吗？
孔子时代，言利者，谋生也。要谋生就不得不言利。今天，何尝不是如此？有谁是不需要谋生，衣来张手，饭来张嘴的？那就是孔子言中之“君子”。如果说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全无积极意义，也不尽然。古时贵族的财富，取决于拥有多少奴隶，所谓“多少户”。因此，孔子说君子不言利，当然有“争取做高级奴隶主”的含义，也有，不要对所属奴隶过分压榨的含义。只不过，这种奴隶主的慈悲心，今天没有什么用处。
可见，仇富者，实际上就是仇视劳动谋生的劳动者，生怕劳动者多得一分钱！生怕投资者多赚一分钱！最好，所有财富都掌握在贵族特权的手中。愚暴贱民就希望做寄生虫，吃大锅饭；等到饿得不行了，就彼此盯着最后一块面包疯抢！这就是毛中国的那种“均贫富”的美好岁月。仇富是不对的；仇权就对了吗？固然有权钱交易，但是有权能保天良的，也不在少数！那么，仇谁呢？答案是，谁都不仇！仇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社会报复，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合理的妥协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方式》。公平竞争的自由社会民主制度是我们唯一的追求，是否追溯旧案积财，应属次一层次的矛盾。
经过马列邪教和明朝以降强烈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洗脑后，中国社会成了一个善恶淆倒、是非颠倒的仇富而均赤贫，穷人毫无公德心——仇富！对极左暴民文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不公平的社会特权等级制度高度奴性容忍，而对同侪任何因素的致富都以仇视。这种文化价值观扭曲到这种程度，以致于，茅于轼说出《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不但招来愚暴贱民的人身攻击，典型愚昧的动物，还逻辑混乱地以“欺贫的社会更没有前途”，————不仇富就是欺贫？不随地大小便，就是不让你方便？
什么逻辑！？
这样的的社会，没有前途！这样的愚暴贱民，没有前途！
对于个人来说，不是挖掘自已的竞争潜力，不是针对不公平的社会利益分配制度，而是眼红他人已得的利益，而不管人家是不是正当所得！这种人，没有前途。
有些人声称，他只是仇恨不正致富的富人，但是，“什么是不当？”，他全说不上来！要知道，犯法所得有法律管着，他没有寻求司法解决；如果说法律不是民法共约，那他仇的是特权制度，偏偏这些愚民贱民，仇的是“富”。
得，是比他富的就是富；他说坏的就是坏的，不坏也坏！道德裁判，只有皇帝才拥有的权力；他想当皇帝！————中国盛产的就是这种动物，利益天天被损害，却一天到晚想当皇帝损害别人！————愚暴贱民！这种人没有想到，既然他有能力上网当小粪，就说明中国大有比他穷的人。当他仇富时，是不是也有人更有穷人仇他本人？当这种人对茅于轼等人人身攻击的时侯，马丁神父该出场了吧？（笑笑）
“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仇富社会没有前途“系列：
《从《盐铁论》谈起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原罪感》
《中国人的道德枷锁和个人财富原罪观》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中国是一个水洗一样均贫赤贫的社会》
《中国社会没有资格仇富》
《极左仇富是为了维护不公平的剥削制度》
《平均主义、社会公平和效率，及社会利益博羿》
《“不患贫而患不均”是根本性错误，是伪公平》
本论题还可以参考以下“暴民运动”系列文章：
《极力维护不公平制度的往往是受害者自已》
《弱势阶层，不要哀求道德的慈悲》
《与既得利益者合理妥协，就是争取和平》
《每个人都有个人利益观点发言权》
《愚蠢民众参加妖魔化市场损害公众自已的利益》
《欲壑难填：人或会穷，不是施暴发泄的合法理由》
《暴民运动不是社会革命》
《左中右不再成为道德大帽子形容词标签》
《民主就是与民约法》
仇富者，有两种人，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和无权的愚暴贱民，他们都是穷人的天然敌人。他们向中国穷人推销着万恶之源————贫穷！掠夺的是中国穷人的生命、人权！他们是极左，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在中国这样一个等级社会里，真正掌握社会财富命脉的，是权！是特权！有权才有钱，有权才可以寻租换钱。特权，才是最主要的矛盾！不敢仇权而仇富，远远谈不上勇敢，更谈不上正义，只不过是一些《不患贫而患不均》，追求全社会赤贫的愚暴贱民！
因此，对富人的保护，也就是对穷人自已的保护。为富人说话，就是为穷人说话。相反，对特权的保护，则是对穷人利益的戕害。保护富人，就是保护穷人能够通过自已劳动致富的天然的权力，这个权力，称为人权！如果有人说反对的是“权钱交易”的富人，那么，至少要把权与富分开，不能放过一个因权致富的奸官，也不能冤枉一个正当致富的小民。请问，简单的汉语，“仇富”，做到了吗？正确吗？准确吗？而充斥传媒的“中国富人为富不仁，没一个好人”，打倒一船人；这样的愚暴贱民法西斯暴民倾向，难道值得肯定吗？
《不患贫而患不均》，出是明朝自太祖起的社会哲学。明朝是一个使用类似西班牙帝国的政策，摧毁社会工商任何积极萌芽，以压制自由工商阶层崛起的社会。明朝最终形成的，是与文官集团结合的官商阶层。在《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原罪感》则明确指出，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实际上是奴隶社会“上下守礼”的别语，这句话等同于理教朱子名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做官。当然是任何行业的专家都比不上做一个贪官、昏官。难道，今天不是这样吗？
孔子时代，言利者，谋生也。要谋生就不得不言利。今天，何尝不是如此？有谁是不需要谋生，衣来张手，饭来张嘴的？那就是孔子言中之“君子”。如果说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全无积极意义，也不尽然。古时贵族的财富，取决于拥有多少奴隶，所谓“多少户”。因此，孔子说君子不言利，当然有“争取做高级奴隶主”的含义，也有，不要对所属奴隶过分压榨的含义。只不过，这种奴隶主的慈悲心，今天没有什么用处。
可见，仇富者，实际上就是仇视劳动谋生的劳动者，生怕劳动者多得一分钱！生怕投资者多赚一分钱！最好，所有财富都掌握在贵族特权的手中。愚暴贱民就希望做寄生虫，吃大锅饭；等到饿得不行了，就彼此盯着最后一块面包疯抢！这就是毛中国的那种“均贫富”的美好岁月。仇富是不对的；仇权就对了吗？固然有权钱交易，但是有权能保天良的，也不在少数！那么，仇谁呢？答案是，谁都不仇！仇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社会报复，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合理的妥协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方式》。公平竞争的自由社会民主制度是我们唯一的追求，是否追溯旧案积财，应属次一层次的矛盾。
经过马列邪教和明朝以降强烈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洗脑后，中国社会成了一个善恶淆倒、是非颠倒的仇富而均赤贫，穷人毫无公德心——仇富！对极左暴民文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不公平的社会特权等级制度高度奴性容忍，而对同侪任何因素的致富都以仇视。这种文化价值观扭曲到这种程度，以致于，茅于轼说出《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不但招来愚暴贱民的人身攻击，典型愚昧的动物，还逻辑混乱地以“欺贫的社会更没有前途”，————不仇富就是欺贫？不随地大小便，就是不让你方便？
什么逻辑！？
这样的的社会，没有前途！这样的愚暴贱民，没有前途！
对于个人来说，不是挖掘自已的竞争潜力，不是针对不公平的社会利益分配制度，而是眼红他人已得的利益，而不管人家是不是正当所得！这种人，没有前途。
有些人声称，他只是仇恨不正致富的富人，但是，“什么是不当？”，他全说不上来！要知道，犯法所得有法律管着，他没有寻求司法解决；如果说法律不是民法共约，那他仇的是特权制度，偏偏这些愚民贱民，仇的是“富”。
得，是比他富的就是富；他说坏的就是坏的，不坏也坏！道德裁判，只有皇帝才拥有的权力；他想当皇帝！————中国盛产的就是这种动物，利益天天被损害，却一天到晚想当皇帝损害别人！————愚暴贱民！这种人没有想到，既然他有能力上网当小粪，就说明中国大有比他穷的人。当他仇富时，是不是也有人更有穷人仇他本人？当这种人对茅于轼等人人身攻击的时侯，马丁神父该出场了吧？（笑笑）
“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仇富社会没有前途“系列：
《从《盐铁论》谈起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原罪感》
《中国人的道德枷锁和个人财富原罪观》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中国是一个水洗一样均贫赤贫的社会》
《中国社会没有资格仇富》
《极左仇富是为了维护不公平的剥削制度》
《平均主义、社会公平和效率，及社会利益博羿》
《“不患贫而患不均”是根本性错误，是伪公平》
本论题还可以参考以下“暴民运动”系列文章：
《极力维护不公平制度的往往是受害者自已》
《弱势阶层，不要哀求道德的慈悲》
《与既得利益者合理妥协，就是争取和平》
《每个人都有个人利益观点发言权》
《愚蠢民众参加妖魔化市场损害公众自已的利益》
《欲壑难填：人或会穷，不是施暴发泄的合法理由》
《暴民运动不是社会革命》
《左中右不再成为道德大帽子形容词标签》
《民主就是与民约法》
极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有些阻力的来源是让人惊奇的，象传统文化论者，和部分原教旨主义西教基本教义教派信者，以宏扬传统文化、宗教信仰自由、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大得吓人的名头，从地底钻出来反对人权的普世的价值观。但但细想之下，却也不奇怪了；因为，这些人士，都是以绝对的道德价值观看待社会行为，并且强加于他人。至于他们的信仰是马列毛，还是传统理教，或者某种宗教，实在全无区别。以笔者的左右派分野，“不承认或反对人权利益的普世的价值观者”，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归属于左，极左，或极极之左行列。如有区别，无非是左的阳性检测，是多少个“＋”。象张宏良这样的民粹极左，那是绝对的大三阳极左了。
考虑到极左的本质就是唯心主义的《权位崇拜》和《道德治国》、抵制人权利益空间的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一脉相承。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不是带着传统文化的帽子，按《人权断言认同作为分野的左右派》的金标准，传统不传统文化人士，不是免左的金牌！事实上，深受儒家君权等级社会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对人权断言“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源自“西方”的价值观，有一种《忠君式伪爱国愤青》的抵制心理。
标准是很残酷的，它充分说明目前中国仍是一个左得可怕的道德治国的社会。离民主法治，还差得很远。很多自以为是民主派的人，本质上是左，甚至是极左。这些不懂得维护彼此人权利益的“民主理想主义者”，在形式上的自由舆论、民主选举时，就会变成道德口水仗的高手，蜕变成民粹主义的暴民运动者。
这个社会能够“左得可怕”，归根到底，是因为这是一个承袭中国两千年道德治世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社会。换一角度看，如果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等级社会的《权位崇拜文化》，毛能够变成“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只存在贱民的不忠不孝，不存在伟大领袖的不仁不义？害死几千万民族同胞，还能成为一些卖国贼极左粪青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因此，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其实包括两个部分，应该坚决加以反对的唯心主义的伪科学的传统等级哲学文化价值观；特别是道德治国相呼应的“传统文化”，必须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另一部分，是可以批判接收的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
因此，笔者有一种感觉，不能跳出传统文化价值观束缚的人士，大体上都是极左感染的高危人群。很容易向剥夺人权利益的皇权专治投诚。换言之，中国沦为一个马教极左的社会，并不是马列令中国变左，而是封建极左的中国社会，找到了马教这种外包装。从本博建博为始，就先后针对以儒家理教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观，除历史解读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
《从《盐铁论》谈起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原罪感》
《中国人的道德枷锁和个人财富原罪观》
《中国人思想被阉割的动力更多来自民间“传统文化”》
《君权文化熏陶下的中式愤青》
《中国式诡辩：官本位文化之权位崇拜心魔》
《“大学无书”，远离中国式诡辩！》
《民主Vs君主；人权Vs君权；民生Vs国家利益》
《中庸之道指导的社会经济政治》
《宋明清在国学儒教绝对道德观维系下的必然败亡》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
《皇权政治的文官集团之等级制度和腐败的关系》
《传统文化非钦点国学精华》
《疑证从有，君权裁决》
《道德祭坛上忠君的义务》
可以这么说，鉴于以儒家理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对专治制度起到的恶劣辅助作用的记录，以及当前一些高度疑似极左的的传统文化人士，拜完毛就拜古，甚至要把中国变成孔教的政教合一的所谓有“信仰”的道德治国的社会，除非传统文化人士旗帜鲜明并在实际行动中，支持人权断言，即同时维护自已和他人的平等人权，否则，任何以传统文化的名义危及人权利益价值观的人，都将视为极左。如果说极左就是封建君权等级文化驱使的、绝对道德价值观支持下的，实行道德治国治世政治信仰的派别，那么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文化选择了极左的马列教条，维系垂死的封建皇权专治社会，而不是相反！
事实证明，笔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也有可能是笔者没有“精通传统文化”是如何支持人权利益的普世价值观的，听到的都是“歪曲传统文化”，千方百计压制中国民众争取人权利益的民主宪政的奋斗；那么就请精通传统文化的人士，站出来，证明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如何维护人权利益的普世价值观的！而不是当那些复活传统文化的“中间派”，要把中国变成政教合一的道德治国的社会时，你就“中庸”了；等到笔者这样“不精通传统文化”的人反击之，仅为了维护人权利益价值观时，却及时跳梁一变而成“马丁神父”了。
以儒家理教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极左的密切关系，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两千年中国封建史，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奴隶制的法西斯社会史。而在先秦文化中的诸子百家中的大部分，包括儒家理教的爸爸，先秦儒学，就显得干净得多。另一方面，诸子百家也不是全是好家伙，象法家，和法治差天共地！根本上就是作法自毙的法西斯主义理论。
那么以传统文学，所谓的国学为标榜的人士，能否明确声明：你们支持人权普世的价值观吗？支持，还是不支持？弃权作反对论！
在诸子百家之中，儒家学术是唯一专为封建等级社会而存在的哲学道德论。即使如此，儒家文化在2000年前与皇权专治合而为一后，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儒家文化。到宋明清以降的儒家理教阉割尽传统文化最后一点自由思想后，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大体上褪变为“儒家文化”的代名词。两千年的封建专治历史，不能不让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别有用心的马列邪教信徒利用儒家文化服务于专治皇朝的历史经验，为马列邪教招魂，继续戕害中华民族，抱有十二万分的警惕！
如果说，笔者在最初把以儒家理教为主的“传统文化”，和马毛极左挂上钩时，还有一点犹豫的话，那么，一些尽管对今天特权社会制度不满的传统文人，在盲目追捧儒家理教的封建道德观时，更是疯狂崇拜马列毛邪教；————几乎无一例外！
笔者更是感到，揭露以马列毛邪教与儒家理教道德观，同流合污戕害中华民族，是我等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事实一次次告诉我们，《极左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中国社会全面封建化，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最现实的，最迫切的危险！亡国灭种的危险！
考虑到极左的本质就是唯心主义的《权位崇拜》和《道德治国》、抵制人权利益空间的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一脉相承。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不是带着传统文化的帽子，按《人权断言认同作为分野的左右派》的金标准，传统不传统文化人士，不是免左的金牌！事实上，深受儒家君权等级社会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对人权断言“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源自“西方”的价值观，有一种《忠君式伪爱国愤青》的抵制心理。
标准是很残酷的，它充分说明目前中国仍是一个左得可怕的道德治国的社会。离民主法治，还差得很远。很多自以为是民主派的人，本质上是左，甚至是极左。这些不懂得维护彼此人权利益的“民主理想主义者”，在形式上的自由舆论、民主选举时，就会变成道德口水仗的高手，蜕变成民粹主义的暴民运动者。
这个社会能够“左得可怕”，归根到底，是因为这是一个承袭中国两千年道德治世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社会。换一角度看，如果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等级社会的《权位崇拜文化》，毛能够变成“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只存在贱民的不忠不孝，不存在伟大领袖的不仁不义？害死几千万民族同胞，还能成为一些卖国贼极左粪青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因此，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其实包括两个部分，应该坚决加以反对的唯心主义的伪科学的传统等级哲学文化价值观；特别是道德治国相呼应的“传统文化”，必须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另一部分，是可以批判接收的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
因此，笔者有一种感觉，不能跳出传统文化价值观束缚的人士，大体上都是极左感染的高危人群。很容易向剥夺人权利益的皇权专治投诚。换言之，中国沦为一个马教极左的社会，并不是马列令中国变左，而是封建极左的中国社会，找到了马教这种外包装。从本博建博为始，就先后针对以儒家理教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观，除历史解读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
《从《盐铁论》谈起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原罪感》
《中国人的道德枷锁和个人财富原罪观》
《中国人思想被阉割的动力更多来自民间“传统文化”》
《君权文化熏陶下的中式愤青》
《中国式诡辩：官本位文化之权位崇拜心魔》
《“大学无书”，远离中国式诡辩！》
《民主Vs君主；人权Vs君权；民生Vs国家利益》
《中庸之道指导的社会经济政治》
《宋明清在国学儒教绝对道德观维系下的必然败亡》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
《皇权政治的文官集团之等级制度和腐败的关系》
《传统文化非钦点国学精华》
《疑证从有，君权裁决》
《道德祭坛上忠君的义务》
可以这么说，鉴于以儒家理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对专治制度起到的恶劣辅助作用的记录，以及当前一些高度疑似极左的的传统文化人士，拜完毛就拜古，甚至要把中国变成孔教的政教合一的所谓有“信仰”的道德治国的社会，除非传统文化人士旗帜鲜明并在实际行动中，支持人权断言，即同时维护自已和他人的平等人权，否则，任何以传统文化的名义危及人权利益价值观的人，都将视为极左。如果说极左就是封建君权等级文化驱使的、绝对道德价值观支持下的，实行道德治国治世政治信仰的派别，那么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文化选择了极左的马列教条，维系垂死的封建皇权专治社会，而不是相反！
事实证明，笔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也有可能是笔者没有“精通传统文化”是如何支持人权利益的普世价值观的，听到的都是“歪曲传统文化”，千方百计压制中国民众争取人权利益的民主宪政的奋斗；那么就请精通传统文化的人士，站出来，证明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如何维护人权利益的普世价值观的！而不是当那些复活传统文化的“中间派”，要把中国变成政教合一的道德治国的社会时，你就“中庸”了；等到笔者这样“不精通传统文化”的人反击之，仅为了维护人权利益价值观时，却及时跳梁一变而成“马丁神父”了。
以儒家理教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极左的密切关系，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两千年中国封建史，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奴隶制的法西斯社会史。而在先秦文化中的诸子百家中的大部分，包括儒家理教的爸爸，先秦儒学，就显得干净得多。另一方面，诸子百家也不是全是好家伙，象法家，和法治差天共地！根本上就是作法自毙的法西斯主义理论。
那么以传统文学，所谓的国学为标榜的人士，能否明确声明：你们支持人权普世的价值观吗？支持，还是不支持？弃权作反对论！
在诸子百家之中，儒家学术是唯一专为封建等级社会而存在的哲学道德论。即使如此，儒家文化在2000年前与皇权专治合而为一后，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儒家文化。到宋明清以降的儒家理教阉割尽传统文化最后一点自由思想后，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大体上褪变为“儒家文化”的代名词。两千年的封建专治历史，不能不让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别有用心的马列邪教信徒利用儒家文化服务于专治皇朝的历史经验，为马列邪教招魂，继续戕害中华民族，抱有十二万分的警惕！
如果说，笔者在最初把以儒家理教为主的“传统文化”，和马毛极左挂上钩时，还有一点犹豫的话，那么，一些尽管对今天特权社会制度不满的传统文人，在盲目追捧儒家理教的封建道德观时，更是疯狂崇拜马列毛邪教；————几乎无一例外！
笔者更是感到，揭露以马列毛邪教与儒家理教道德观，同流合污戕害中华民族，是我等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事实一次次告诉我们，《极左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中国社会全面封建化，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最现实的，最迫切的危险！亡国灭种的危险！
2009年4月27日星期一
没有了集中的权力，也就没有了根本制度上的腐败
看到一些毛教徒，因为本博“反对立刻全民直选”，就攻击本博“朝廷鹰犬”，有点好笑！这些毛教徒，象张宏良，本身是反对人权普世价值观，反对任何民选，鼓吹毛神权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以为这些毛教徒是蠢的，那是小看了他们。他们很清楚，本博的观点，是瓦解暴民运动的克星！毛教徒早就不能算是人，（他们否认人权断言），离开暴民政治祸害中华，他们连“东西”也不是！而右派的特点是什么？是无权！无为！无权是不允许任何独立于民选授权以外的权力；不允许权力，天然地、天命地，存在于选举授权以外的任何人手中。右派会认为，右派本身并不比今天的当权者更聪明、更廉洁、更伟大；（更不要说左派民粹小丑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权力分散，归于社会基层。没有了集中的权力，也就没有了根本制度上的腐败。政府只是一个经由人权断言，“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自由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经其自由集合（民主社区），经“由下向上”的，授权就“几年一度政策施政方案实施工作”的服务单位。因此，左右派的的识别，在认识立场上，是认同人权断言与否；而在实际主张上，则是是否使用民粹立场。
“不是东西”的权欲迷之心度右派，（不是东西，连“小人”也不是），乌有之乡之流的极左毛教徒，马列痴迷者，又怎么理解右派政治大懒虫，笔者这类人的懒惰，————不从政？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权者，社会危机没有恶化前，对于马列无比先进性，是不是蠢到真的当一回事，————沙俄全家，整个俄国的13.5万户贵族，被彻底灭绝前，他们也以为代表了上帝的意志！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悲惨命运，会不接受君主立宪的12月党人建议吗？这就是过分自信！国外媒体，广泛地给予财政盛世中的中国政府这一评价。注意，是财政的政府的那个盛世，没小百姓什么事。
《极力维护不公平制度的往往是受害者自已》，这才是笔者真正的感叹！对追随极左官僚的笨蛋们的感叹；对民粹者的感叹；特别是对那些迷恋毛主义，马理论，被极左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动物的感叹；对那些被“看似反对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反对社区自治，反对农村翻身重新做人的那些”民粹活动家出卖了利益还浑浑噩噩的动物们的感叹！乌有之乡的徐天亮，张宏良等人，政治权力后台深厚。今天无私党内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派系斗争。乌有之乡张宏良之类的毛教徒极左上台一段时间，是有可能的。笔者由《道德左右派口水战争》引出的社会分析系列，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让国人，对社会的不同人等的利益成分，
“不是东西”的权欲迷之心度右派，（不是东西，连“小人”也不是），乌有之乡之流的极左毛教徒，马列痴迷者，又怎么理解右派政治大懒虫，笔者这类人的懒惰，————不从政？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权者，社会危机没有恶化前，对于马列无比先进性，是不是蠢到真的当一回事，————沙俄全家，整个俄国的13.5万户贵族，被彻底灭绝前，他们也以为代表了上帝的意志！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悲惨命运，会不接受君主立宪的12月党人建议吗？这就是过分自信！国外媒体，广泛地给予财政盛世中的中国政府这一评价。注意，是财政的政府的那个盛世，没小百姓什么事。
《极力维护不公平制度的往往是受害者自已》，这才是笔者真正的感叹！对追随极左官僚的笨蛋们的感叹；对民粹者的感叹；特别是对那些迷恋毛主义，马理论，被极左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动物的感叹；对那些被“看似反对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反对社区自治，反对农村翻身重新做人的那些”民粹活动家出卖了利益还浑浑噩噩的动物们的感叹！乌有之乡的徐天亮，张宏良等人，政治权力后台深厚。今天无私党内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派系斗争。乌有之乡张宏良之类的毛教徒极左上台一段时间，是有可能的。笔者由《道德左右派口水战争》引出的社会分析系列，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让国人，对社会的不同人等的利益成分，
中国社会崩溃的因素分析
５０岁以下事实上已经分成两代，前一代是新中国最苦命的一代，文革上山下乡被充军是他们，在毛学校只学了红宝书是他们，顶替父母退休混口饭吃是他们，邓中国企业改革下岗的，又是他们！生孩子了，计划生育的，还是他们！如果不是这一代人在文革中对着文物四旧冲锋陷阵发泄了十年，他们这辈子也太亏了！说来，除了在十年中无忧无虑苦日子娱乐了十年，毛主席没有给过他们什么好处。可不知怎么的，这一代的中年人之中，动物比例有可能最高，不知是不是十年教育，背的都是红宝书的缘故。３５岁以下，是明显的八二再八二的分野，除少数家庭个人都是“出类拨萃”的以外，可以说，混得最好的，不如老革命里混得比较差的。
“很多基层公务员工资福利很低”，这是很真切的话。因为，在体制内的八二分野比社会上要明显得多。一个单位里，“８０％的工作是２０％的人做的”，可以说是中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里的定律。从人事管理的角度看，这是由于人事裁撤不力之故。同样，８０％的基础工资外收益，由２０％的人分享。只不过，此２０％，不是彼２０％！做事的人，一部分拿的只是中档的待遇，大部分的基础外的待遇，是由不做事的，和不能做事，却是老资格的老革命，继续奉献着光和热。这里指的，还是编制里的待遇。更多的工作，是由工资最低的３０岁以下业务骨干做的，他们多是大学教育产业化后的受害者。
《体制大门早就向大学毕业生关闭》已经指出，公务员朱的教育产业化，是一次变相的卖官鬻爵；是事实上的科举产业化。毕业就是失业，可以说是公务员朱政策的必然结果。由于社会上失业情况实在严重，工作岗位严重不足，而老资格的无能不下火线的革命精神也实在无法抗拒。３０岁以下的青年人，就连大学生，读完了大学，没有关系，根本混不进体制单位；没有铁的关系，在体制单位里，根本上成不了正果。不得已之间，他们只能以合同制的身份，从事着最繁重的教师、医生、电工、电信、无线电户外工程、航空、铁路，甚至，税务局的协税！等等！笔者不清楚有多少国有垄断企事业单位的“肥差”是由这些巴望着铁饭碗的倒霉蛋干着，笔者肯定，比例很不小的！３０％－６０％之间，不会是高估的比例。至少，它的比例高到这样的程度，重庆市的合同制教师罢工，让喉舌紧张了好一阵子！他们的收入是多少呢？告诉各位，正常情况下，是做同样工作的体制内人员的三分一，到四分之一！
这批人是“就业”了，事实上正在社会主义的单位里承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而在民营企业中就业的，又好到那里呢？民营企业几乎是重税难逃，更没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政保障。就算老保够仁慈，又用什么给出社会平均薪水？和公务员比工资？比退休金？不过呢，现在看来，３０岁打下比我们年轻的这一代，好象也是没有大脑的一代，最不关心社会制度，不关心自已的医疗健康，不关心自已养老的一代。大概，他们相信自已的父母可以长命千岁，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辈子？啃老，就是好啊！不知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样，是不是能够理解，当体制外舆论批评公务员薪水高时，总有人跳出来实例证明自已薪水低！体制外舆论要普世人权价值观时，这些体制内的人也跳出来反对人权民主！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却都是可以理解的。
记得有博友问过，“卖官鬻爵是(GOV)崩溃的第二步，那么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很简单，只需要想想为什么要卖官鬻爵？缺钱！养了一大帮子无能不下火线的革命英雄们那么爱国地高福利，能不缺钱吗？连卖官鬻爵也做出来了，也就说明社会上的税收油水已经枯竭，社会正在破产。所以，第三步就是１２－２４个月后可见的：金融和财政双重危机！今天，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已经出现了；今天，已经有人在喊着：让银行增发人民币，也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来支付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种论调有体制内的专家，也就是专门为国营利益集团唱歌曲的大家；还有他们的外资合作者呢！其中一个复姓摩根大道，名龚方雄！瞧这帮子人！
左派，以及自称、自命、自以为是右派的民粹者，（中国盛产），与象笔者这样真正的右派，最大的区别在那里？在于笔者一再声明的，“是否谋求掌权！”。注意这些左派，包括张宏良，以及一些右面言论的民粹者，其主张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集结的权力”，由百般攻击政府当权者的极左，取而代之！换言之，他们批评政府，是批评政府不及他们聪明，不及他们高尚，高度集权政府这个皇帝不及他们伟大，所以，由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取而代之。可笑的是，他们没有别的武器，唯一的证明，就是粉饰毛时代的幸福生活，歌颂毛氏泽东害死的中国小民老百姓，也许还不够一个亿！只比日本人多几倍嘛！
“很多基层公务员工资福利很低”，这是很真切的话。因为，在体制内的八二分野比社会上要明显得多。一个单位里，“８０％的工作是２０％的人做的”，可以说是中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里的定律。从人事管理的角度看，这是由于人事裁撤不力之故。同样，８０％的基础工资外收益，由２０％的人分享。只不过，此２０％，不是彼２０％！做事的人，一部分拿的只是中档的待遇，大部分的基础外的待遇，是由不做事的，和不能做事，却是老资格的老革命，继续奉献着光和热。这里指的，还是编制里的待遇。更多的工作，是由工资最低的３０岁以下业务骨干做的，他们多是大学教育产业化后的受害者。
《体制大门早就向大学毕业生关闭》已经指出，公务员朱的教育产业化，是一次变相的卖官鬻爵；是事实上的科举产业化。毕业就是失业，可以说是公务员朱政策的必然结果。由于社会上失业情况实在严重，工作岗位严重不足，而老资格的无能不下火线的革命精神也实在无法抗拒。３０岁以下的青年人，就连大学生，读完了大学，没有关系，根本混不进体制单位；没有铁的关系，在体制单位里，根本上成不了正果。不得已之间，他们只能以合同制的身份，从事着最繁重的教师、医生、电工、电信、无线电户外工程、航空、铁路，甚至，税务局的协税！等等！笔者不清楚有多少国有垄断企事业单位的“肥差”是由这些巴望着铁饭碗的倒霉蛋干着，笔者肯定，比例很不小的！３０％－６０％之间，不会是高估的比例。至少，它的比例高到这样的程度，重庆市的合同制教师罢工，让喉舌紧张了好一阵子！他们的收入是多少呢？告诉各位，正常情况下，是做同样工作的体制内人员的三分一，到四分之一！
这批人是“就业”了，事实上正在社会主义的单位里承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而在民营企业中就业的，又好到那里呢？民营企业几乎是重税难逃，更没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政保障。就算老保够仁慈，又用什么给出社会平均薪水？和公务员比工资？比退休金？不过呢，现在看来，３０岁打下比我们年轻的这一代，好象也是没有大脑的一代，最不关心社会制度，不关心自已的医疗健康，不关心自已养老的一代。大概，他们相信自已的父母可以长命千岁，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辈子？啃老，就是好啊！不知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样，是不是能够理解，当体制外舆论批评公务员薪水高时，总有人跳出来实例证明自已薪水低！体制外舆论要普世人权价值观时，这些体制内的人也跳出来反对人权民主！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却都是可以理解的。
记得有博友问过，“卖官鬻爵是(GOV)崩溃的第二步，那么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很简单，只需要想想为什么要卖官鬻爵？缺钱！养了一大帮子无能不下火线的革命英雄们那么爱国地高福利，能不缺钱吗？连卖官鬻爵也做出来了，也就说明社会上的税收油水已经枯竭，社会正在破产。所以，第三步就是１２－２４个月后可见的：金融和财政双重危机！今天，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已经出现了；今天，已经有人在喊着：让银行增发人民币，也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来支付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种论调有体制内的专家，也就是专门为国营利益集团唱歌曲的大家；还有他们的外资合作者呢！其中一个复姓摩根大道，名龚方雄！瞧这帮子人！
左派，以及自称、自命、自以为是右派的民粹者，（中国盛产），与象笔者这样真正的右派，最大的区别在那里？在于笔者一再声明的，“是否谋求掌权！”。注意这些左派，包括张宏良，以及一些右面言论的民粹者，其主张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集结的权力”，由百般攻击政府当权者的极左，取而代之！换言之，他们批评政府，是批评政府不及他们聪明，不及他们高尚，高度集权政府这个皇帝不及他们伟大，所以，由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取而代之。可笑的是，他们没有别的武器，唯一的证明，就是粉饰毛时代的幸福生活，歌颂毛氏泽东害死的中国小民老百姓，也许还不够一个亿！只比日本人多几倍嘛！
传统文化，极左和封建文化的余孽
相对而言，传统文化中，笔者比较接受儒道墨家的民本思想“大道无为，上善若水”，“在上清静无为，在下自然安定”，“天人合一，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民以国为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是不错的价值观。可惜，没有斩钉截铁地声明“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容。所以，传统文化，可以帮助树立了人权普世价值观的中国走向富强；但是单纯传统文化本身，只能让中国，在《道德治国，走在内战消亡的路上》！
“我支持人权断言”，这是很容易的一句话，但是要变成实际言行，对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士，决不容易。因为，保护自已的人权利益，还不算难；同时保护他人的人权利益，就不容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富人原罪观，就是反人权的。所谓穷人的人权是人权，富人的人权不是人权？茅于轼说“为富人说话”，那么多人上窜下跳，阁下以为他们是极右还是极左？当中国人懂得尊重他人的合法的人权利益后，那么，以传统道德的名义压倒对方，就不再是道德的；互谅妥协的民主协商，就成了调和社会矛盾的有力手段。中国社会，就实现民主了。
显然，在一个有两千年道德治国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代替民主法制的舆论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这个系列，实际上是以反对道德治国，反对绝对道德标准而开始的。笔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集中在对道德治国，道德治世，道德代替法律的传统文化内容上的批判。以下篇章，也是这个本博不可分割的部分：
可能是唯心地信仰“传统哲学”信仰的人士，如果你们是同意人权断言、社会进化论的话，那么不管你们根据是什么，请同一结论，各自表述，别来参乎笔者的信仰自由好不好？笔者的目的很简单，前者肯定私有制的合理性，后者肯定国企官商损害社会利益的不合理性。如果你们是不同意的，你们就已经是笔者的敌人！笔者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向你们开火的，你们尽管象攻击茅于轼老人一样，任意开展你们最善长的人身攻击，弥补你们理论体系的先天不足，不用客气！
笔者一直担心专长于道德治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会被极左用于反对普世的人权价值观，进而被用于反对民主宪进的社会改革。这一担心，在明粉袁黑的极左逆流中得到证实。
首先说说“左派”，近来这些人半生不死的“活跃”。说他们半生不死，是他们在乌有之乡，皇汉袁黑，毛神教，攻击茅于轼等等，在这些地方，都时不时露出来。但是，其中裹杂着很多跟哄的阿Q，时间稍长，也就几个真正的极左，象张宏良，捧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自封学家，（省略了“政治”），在那里闹腾。其坚定性，比我等老右，还要差得远。按吴祚来的定义，我等“民主自由”，只能算是信念；他们信奉皇汉毛上帝该当是“信仰”。可偏偏就是咱们的信念比他们的信仰更坚定，怪吧？有些朋友会说“袁黑、皇汉，还有极左有什么关系“？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从他们的言行，直觉他们是同一类人。后来看看杜车别、毛佩琦、张宏良之流的所有观点，一一吻合。可以说，因为是极左，所以是皇汉（尊皇，最高真理），因而粉明，然后就必须黑袁，黑刘（少奇），黑邓，黑彭，黑林（彪）……。如此类推。
极左的社会特点，就是很极端，不可理喻，道德至上，一味攻击，极度苛刻，也不懂得“妥协”。这帮毛上帝的信徒，比几十年前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毛上帝本人还差了十万八千里。毛上帝起码还懂得“共同阵线”，这些人呢？官府正主儿不敢评，只敢往平民身上撒屎，说是“富人太坏”。患着国内红眼病嚷崛起，总让人觉得怪怪的。也不全是极左“不懂妥协”，不懂与社会各阶层协商。而就他们暴露出来的丑恶、虚弱；令社会各界厌恶的同时，要没有多少人寻求与他们的“妥协”。有几个这样的珍品，还跑来巴巴地想“毛教皇粉袁黑的道德辩论”，可笑！
极度苛刻，这在黑袁这个旁枝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不给他人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已留有余地“。极左不改其道，被彻底消灭，只在时间的问题。这个消灭，可不是笔者那种“把敌人变成朋友”的消灭。象笔者这样善良的人，当权者里没几个的。^_^……。所以笔者说，张宏良之流，早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此乃逻辑上的推理，并非道德上情感上的诅咒。
张宏良式的“极左”，并不代表中国穷人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不是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是剥削民众自肥的特权者，不会走到张宏良那样极左的道路上。（一个政治老师冒充经济学家，搞笑！）。张宏良这类人，充其量说，是“没落的贵族”，在改革中失去了既得利益者，这是他们攻击邓公小平，吹捧毛神上帝的原因。那些在毛上帝时期吃尽苦头的穷苦人，就不要把他们视为知已了。
能够成为极左，一定不是当权派。极左放弃更为成功的欧美的经验不学，（向欧美学习，一些人当成了是向欧美投降），而学欧洲最失败的国家俄国，以及继承俄国的不成功更加是完全不成功的苏联；耐人寻味！分析他们的价值观形成历程，是精神分析学的艰深课题，本博不作深入。只是提示，使用意识形态手段，攻击科学世界观支持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科学解决方案的集合，不排除局部有计划性要素；为从来没有成功过的计划经济翻案，是他们的不多的手段之一。笔者更愿意理解为，不是因为“计划经济”令他们信服，而是，他们觉得“计划经济的历史土壤”，有利于他们夺权！
在中国，围绕计划经济的讨论是不对等的。这可以从极左任意向市场经济开火。而经济学研究者，稍稍正式地阐述市场经济的作用原理，计划经济的作用局限，就被“言论管理层”逐句审批，彻底删除；可见端倪。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不科学”，市场经济远胜于计划经济，也是不需要争辩的。根本不需要争辩，无论是中国自已的历史，还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施方案的对照。那怕不谈经济学了，仅仅从统计学上看，最不成功的市场经济，也不见得比最好的计划经济差。如果这个证明还不够，世界上也不必再谈科学两个字。如果具备了科学的观念，就必定同时具备民主观念。民主，只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处理问题的方法论。那么，又怎么会变成极左呢？
为了争权而存在的一批人，这就是极左。他们的利益就是争权。这样，也就只存在他死我活，合纵连横的阴谋厚黑；不存在作为民主基础的“不同利益阶层的求同存异”的基础。极左必然会沦落后所有阶层的共同敌人。这也是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极左光头党，最终只能是一小撮的原因。他们的仍然存在，还真要感谢民主政治下的宽容。
“我支持人权断言”，这是很容易的一句话，但是要变成实际言行，对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士，决不容易。因为，保护自已的人权利益，还不算难；同时保护他人的人权利益，就不容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富人原罪观，就是反人权的。所谓穷人的人权是人权，富人的人权不是人权？茅于轼说“为富人说话”，那么多人上窜下跳，阁下以为他们是极右还是极左？当中国人懂得尊重他人的合法的人权利益后，那么，以传统道德的名义压倒对方，就不再是道德的；互谅妥协的民主协商，就成了调和社会矛盾的有力手段。中国社会，就实现民主了。
显然，在一个有两千年道德治国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代替民主法制的舆论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这个系列，实际上是以反对道德治国，反对绝对道德标准而开始的。笔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集中在对道德治国，道德治世，道德代替法律的传统文化内容上的批判。以下篇章，也是这个本博不可分割的部分：
可能是唯心地信仰“传统哲学”信仰的人士，如果你们是同意人权断言、社会进化论的话，那么不管你们根据是什么，请同一结论，各自表述，别来参乎笔者的信仰自由好不好？笔者的目的很简单，前者肯定私有制的合理性，后者肯定国企官商损害社会利益的不合理性。如果你们是不同意的，你们就已经是笔者的敌人！笔者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向你们开火的，你们尽管象攻击茅于轼老人一样，任意开展你们最善长的人身攻击，弥补你们理论体系的先天不足，不用客气！
笔者一直担心专长于道德治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会被极左用于反对普世的人权价值观，进而被用于反对民主宪进的社会改革。这一担心，在明粉袁黑的极左逆流中得到证实。
首先说说“左派”，近来这些人半生不死的“活跃”。说他们半生不死，是他们在乌有之乡，皇汉袁黑，毛神教，攻击茅于轼等等，在这些地方，都时不时露出来。但是，其中裹杂着很多跟哄的阿Q，时间稍长，也就几个真正的极左，象张宏良，捧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自封学家，（省略了“政治”），在那里闹腾。其坚定性，比我等老右，还要差得远。按吴祚来的定义，我等“民主自由”，只能算是信念；他们信奉皇汉毛上帝该当是“信仰”。可偏偏就是咱们的信念比他们的信仰更坚定，怪吧？有些朋友会说“袁黑、皇汉，还有极左有什么关系“？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从他们的言行，直觉他们是同一类人。后来看看杜车别、毛佩琦、张宏良之流的所有观点，一一吻合。可以说，因为是极左，所以是皇汉（尊皇，最高真理），因而粉明，然后就必须黑袁，黑刘（少奇），黑邓，黑彭，黑林（彪）……。如此类推。
极左的社会特点，就是很极端，不可理喻，道德至上，一味攻击，极度苛刻，也不懂得“妥协”。这帮毛上帝的信徒，比几十年前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毛上帝本人还差了十万八千里。毛上帝起码还懂得“共同阵线”，这些人呢？官府正主儿不敢评，只敢往平民身上撒屎，说是“富人太坏”。患着国内红眼病嚷崛起，总让人觉得怪怪的。也不全是极左“不懂妥协”，不懂与社会各阶层协商。而就他们暴露出来的丑恶、虚弱；令社会各界厌恶的同时，要没有多少人寻求与他们的“妥协”。有几个这样的珍品，还跑来巴巴地想“毛教皇粉袁黑的道德辩论”，可笑！
极度苛刻，这在黑袁这个旁枝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不给他人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已留有余地“。极左不改其道，被彻底消灭，只在时间的问题。这个消灭，可不是笔者那种“把敌人变成朋友”的消灭。象笔者这样善良的人，当权者里没几个的。^_^……。所以笔者说，张宏良之流，早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此乃逻辑上的推理，并非道德上情感上的诅咒。
张宏良式的“极左”，并不代表中国穷人的利益。事实上，如果不是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是剥削民众自肥的特权者，不会走到张宏良那样极左的道路上。（一个政治老师冒充经济学家，搞笑！）。张宏良这类人，充其量说，是“没落的贵族”，在改革中失去了既得利益者，这是他们攻击邓公小平，吹捧毛神上帝的原因。那些在毛上帝时期吃尽苦头的穷苦人，就不要把他们视为知已了。
能够成为极左，一定不是当权派。极左放弃更为成功的欧美的经验不学，（向欧美学习，一些人当成了是向欧美投降），而学欧洲最失败的国家俄国，以及继承俄国的不成功更加是完全不成功的苏联；耐人寻味！分析他们的价值观形成历程，是精神分析学的艰深课题，本博不作深入。只是提示，使用意识形态手段，攻击科学世界观支持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科学解决方案的集合，不排除局部有计划性要素；为从来没有成功过的计划经济翻案，是他们的不多的手段之一。笔者更愿意理解为，不是因为“计划经济”令他们信服，而是，他们觉得“计划经济的历史土壤”，有利于他们夺权！
在中国，围绕计划经济的讨论是不对等的。这可以从极左任意向市场经济开火。而经济学研究者，稍稍正式地阐述市场经济的作用原理，计划经济的作用局限，就被“言论管理层”逐句审批，彻底删除；可见端倪。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不科学”，市场经济远胜于计划经济，也是不需要争辩的。根本不需要争辩，无论是中国自已的历史，还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施方案的对照。那怕不谈经济学了，仅仅从统计学上看，最不成功的市场经济，也不见得比最好的计划经济差。如果这个证明还不够，世界上也不必再谈科学两个字。如果具备了科学的观念，就必定同时具备民主观念。民主，只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处理问题的方法论。那么，又怎么会变成极左呢？
为了争权而存在的一批人，这就是极左。他们的利益就是争权。这样，也就只存在他死我活，合纵连横的阴谋厚黑；不存在作为民主基础的“不同利益阶层的求同存异”的基础。极左必然会沦落后所有阶层的共同敌人。这也是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极左光头党，最终只能是一小撮的原因。他们的仍然存在，还真要感谢民主政治下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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