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人权经济学：埋葬凯恩斯主义

边际购买力就是工资，最低工资就是边际劳动力成本，就是“劳动力产品供应的价格”。作为供应者的劳动者，同样是“资本家”，只不过他们的产品是劳动力！同样有边际成本！马克思和凯恩斯这时侯犯了同样的错误：不承认劳动力是一种市场产品。

当认识到劳动力实际上一种产品，拥有自已的劳动力的完全价值的权力，就是人权；寻求自已劳动力最大价值实现的权力，就是自由；根据劳动力交换契约，上交部分劳动力所得换取社会服务的机制，叫民主。那么，《人权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轮廓就出现了。经济学，本质上是分析劳动力供应边际效应的科学。离开了人权，就没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是什么？第一，凯恩斯主义是为资产利益通过控制央行货币供给实现资产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说，涉及实体经济部分的内容，近乎于诡辩；第二，凯恩斯主义没有涉及到保证劳动力边际成本实现而反其道行之，这里可以参考张五常和克鲁格曼的言论，从而无法逃避劳动力供给将在危机中被淘汰的命运；因此，笔者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

第三，凯恩斯主义面对资本投放过多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避而不谈，没有提供淘汰资本投入过多的方式。第四，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挽救资本错误投放被淘汰的命运，所依据的“税收增多会填补财政赤字”证明是失败的，因为经济实际上是萎缩的，不得不变成通货膨胀的数字货币填补了预算缺口；第五凯恩斯的货贝主义即使经过克鲁格曼的筌释，仍然不能回答超量发行的货币以何种渠道回收的问题。

因此，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通过政府干预市场，延迟了危机的爆发，而增加了危机的规模。“延迟的代价”是更大的损失，这就是经济学中的辩证！在控制超级良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化解一场大危机为多个小危机，为结构性调整赢得时间。这是凯恩斯主义的积极之处。但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最常见的结果是因为人性本私，人性本惰，得过且过。结果是，“积极干预”的结果只是累积了危机，所谓结构调整，永远失踪，EVER AND NEVER！在缺乏经济民主，不承认人权利益普世价值观的东方国家，危机因而要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