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把一般公众概念中的“经济学家”分一分：围绕就业和消费展开研究的，叫经济学家，围绕资本利益最大化展开研究的，叫资本学家，围绕政治党派利益最大化的，叫政治家；拥有具有无私的远大志向的，叫野心家。（笑笑）。从这个区别上说，为不少人诟病的格林斯潘，是资本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KH赖特也是经济学家，茅于轼是经济学家，而其他的国产大嘴巴“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绝大部分都是代表不同资本利益集团的“资本学家”，通常，还是代表了垄断权力资本的“权力资本学家”。
张五常在人民币问题上，老是拿克鲁格曼老先生为香港资本利益挡箭。其实，在人民币升值和汇率，以及反对中国操纵汇率低估人民币出口，却向美国输出资本，反对“资本项目输出平衡经常项目逆差”的卖国行为的认识上，笔者和克鲁格曼的理解基本一致；而与张五常小同学完全相反。笔者认为，克鲁格曼提议“中国是穷国，美元要留着自已用，不要再送给美国了”，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但是克鲁格曼主张政府干预和“积极的货币手段”，特别是克鲁格曼的凯恩斯主义外加货币主义，笔者非常不喜欢。克鲁格曼而对于过多增发货币，轻飘飘地说央行可以回收货币，————笔者希望看到央行曾经回收货币的例子？什么时侯央行应该回心货币？当全球货币进入流动性陷阱，是不是应该回收货币？而事实上，全球包括中美，都在大量增发货币！
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克鲁格曼，都强调“投资性需求”。如果承认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的生产和需求两个要素的失衡，那么，强化投资性需求的所谓拉动需求，也就是今天中国的那些四万亿八万亿的“GDP”，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恶化了生产和需求的失平衡关系。目的呢，无非是为资产所有者的利益服务，而不惜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参考《费雪教条——窃国大盗凯恩斯主义》。
难道克鲁格曼和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大家不明白生产和消费必须平衡的关系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他们象费雪一样，表面上是经济学家，实际上是资本利益代言人。资本利益最大化，才是他们真正的专业！凯克两位其实都是以货币需求代替市场需求了。这正是他们作为资本利益代言人，集中于资本载体本身的表现。凯克是做自已的工作，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中国那些为了《有中国特色的吃饭财政》而把金融“资本学家”称为经济学家而已。
克鲁格曼和凯恩斯，面对浅显的“生产和需求平衡”的实体经济要求，顾左右而言他，以“储蓄和消费论”而代之。凯恩斯主义指导经济的一切错误由此而起。为什么呢？因为凯恩斯仍然是为了资本利益最大化，“资本是用于生产的资源”，那么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凯恩斯主义，最终是强化了“生产和消费失衡”的大萧条，而不是解决之。对此，罗斯福总统有着清醒的认识。把罗斯福新政归功于凯恩斯，那是贪天之功，错地之德了。
克鲁格曼此次到中国研讨，看来颇令主持人尴尬。几位奉诏“诱导诺奖大师舆论导向”的国产经济人，表现实际比TMAC还臭。张维迎说美国人没良心专卖中国便宜货，纯属含血喷人！什么美国人花钱太多？现在美国人不敢花钱了，那干嘛又非要中美救市，让美国人敢继续花中国人的钱呢？龙永图先生则在尴尬中狗急跳墙偷换概念，把“大部分国家缺乏美元支付能力”的本币不能自由流通，混同于中国“外汇多得要送给美国人用”的人民币操纵，这种诡辩水平，也未免太丢了马列诡辩培养N多年的招牌。
至于严介和之流，不知道离开了权力资本，严介和的经济学水平，和扛大包的农民工相比能好多少？从克鲁格曼对中国汇率的中肯善意的意见上看，相信公众对于中国长期以内自愿割肉做美国殖民地的聪明的同时又极度愚蠢的权力资本学，有更深的理解。需要用诡辩“强硬回应”已经是众所周知，连张宏良都知道用作政治炮弹的人民币汇率的经济学问题，克鲁格曼的中国周，似令国有主持人很有点尴尬。
其实，关键性的问题是，克鲁格曼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是不方便指出，“中国政府象东印度公司殖民印度一样成了一个有公司私利的公司”，以后我们专门分析，“人性无私，官位就有私了”；而奉诏诡辩的国产专家们，也只能无奈何地回避中国的社会管理者，有独立于社会的自已的“私利”。国产专家们不得不要“中国特色”含糊以对。他们是在《假装无私打哑迷》！
“通货紧缩，费雪教条和凯恩斯主义”系列
《服务于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吃饭财政的凯恩斯主义》
《被妖魔化的通货紧缩》
《费雪教条下罪恶的利益链》
《中国费雪教条——窃国大盗凯恩斯主义》
《市场信号是万能的，通货紧缩不可怕》
《通货紧缩有害论是主流经济学家集团犯罪！》
《主流经济学界的通货紧缩概念是混乱的》
《通货紧缩应对：政府的归政府，央行的归央行》
《股市牛市在IPO前确实可以拉动内需》
《社会保障拉动内需和反垄断》
《克鲁格曼的尴尬中国周》
《凯恩斯主义的根本性错误》
《摒弃行政权力邪欲，了解危机干预》
《市场和经济中的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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