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的统治者,视民为洪水猛兽,害怕农民聪明起来的,是故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想把农民都治“愚”,好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
从远古神话部落的领袖开始,我们的祖先不仅搞了图腾,还与天文地理等巫术相通,以迷惑民众,叫其“无知”。之后多次的焚书、坑儒,连坐,修史,都是想使民不得以掌握知识,永远做统治者们的顺民。可气的是,越是高压,越是有愚昧不了的农民起来反抗,虽然尽是又被一些政治投机者利用,又成了他们统治的工具,但确定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动摇了统治者的根基。不过不要欣喜,犹为可悲的是,往往又被修史和研史的大人们惯于“阶级属性不纯”的罪名,称他们之所以不成功是与生俱来的本性。
中国诸子百家中的好些理论,就是极力劝阻农民的进步,劝其都去耕地,不要过多地谈论政事,认为愚民可治,愚民好治,而顽民难治,于是借刑法上的严酷和思想上的桎梏来治民。李斯是法家第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与秦王一道无视人民的感恩和怨恨,用尽酷刑极力治民。他们以为极其安全实在,再也不会有人反抗,可惜不仅目标没有达到,最后还是不得不再自得其乐在自己所掘的坟墓里。
后来的历朝历代,吸其教训,开始内法外儒,表面上仁义道德,礼仪先行,其实根本上也是法家的一套,以致于民间的思想者和他的思想成果,几欲又成了历史神话的对象。
当然,愚民政策并不是完全的使农民无知的,还包括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即“教化”,朝统治者们希望的方面去受教。例如统治者们教化女子们要足不出户,要三寸金莲,要等着去做大老爷们三妻四妾;又教导其“三纲五常”,从一而终,要贞节。如果真的有人受不了,大不了再给优秀的受教化者们——贞节烈女们一个牌坊。以致于成百上千的卫道士们不惜跪倒在其下,万呼与天齐福,万寿无疆了。即使教导其帮凶——臣子们,也是教导其要忠心耿耿,为了忠可以不顾孝,为了国可以不顾家,大不了给你个“莫须有”的罪名罢了。
被洗脑了。
拿最低层的农民来说,似乎要比市民更容易“愚”一点儿,单看其生活状况和物质精神来源,就知道此言不虚。几千年来,农民在耕种的方法上没有过多的改进,至今大多地方仍然使用几千年以前的犁、耧等工具来作为生产资料,可见真是受了愚民的害。统治者们只要农民能活,是不在乎要拿多少先进的如计算机类的确定革命性的东西和方法给农民使用的。
除去农民来说,那更大范围的民,假若一旦做了什么提不起的事,就经常被统治者们和其工具称为“素质低”,从来没有想到之所以素质低的原因何在,更没有思考要通过什么手段或措施来帮其改进。这是愚民政策后的必然结局。
......
封锁消息,则是另一种愚民的手段,以为这样可以让人们感觉到天下太平。据不可靠的消息,在这几年媒体开始对大型的事故灾害做报道以前,历来的死亡事故皆隐而不报,或只准在小范围内传播。初看其是为了国家稳定,其实,因为防碍了人的知情权,确实也是成了人家借以谴责我们无视人权的话柄。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曝光之后的结果,人民的觉悟并没有统治者们所想的那么低,人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人民有时也是会无奈地选择理智的。
当然这些于统治者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事。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为国之根本——民来考虑过,更不用说要对这个范围中的一个独立单位进行思考了。与国之虚利影响来比较时,民之实利安全可以不管。比如上个世纪后半叶的那个残酷的十年,可以说是愚民政策的顶峰,加至前前后后的时而跃进,时而灾害,更使民不堪于此,还犹未觉察。到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认识,只等要庐山外的人来管我们的人权时,我们才叫喊着也要注重点人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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