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然而事实又如何呢？奕山一伙严重渎职，既战败，又违旨。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做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 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两百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六百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这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九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而通商则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一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晋爵之理？
事实上，
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1841年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说：“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齐抵定海（其实是直到26日才会合集齐开赴舟山），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其实是26日进城后就先为争功而吵架）。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其实是早就被英军救回），并饬赶紧起碇（其实城中并无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其实早就走了）。”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二
伊里布不是等闲之辈。他血统高贵，其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运亨通，四年间升迁七次；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为看重的四大总督之一（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直总督隶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并已由云贵总督迁任两江总督，且被看做善于镇抚边务之才，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着做手脚。相反，在他看来，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由两江而至浙闽主持军务，正是他扬名立功的好机会。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伊里布就发现情况不对，不但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挟坚船利炮渡海东来的“英夷”和本国的“蛮夷”（云南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连哄带吓就能镇住的。渡海舟山，收复定海，就更是谈何容易！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聪明狡黠很快就意识到，浙江战事绝无可为，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这些话他不能对皇上说，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马虎眼、做小动作。他一方面对皇帝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叫我们下得去，叫我们奏得大皇帝，叫我们大皇帝下得去。”这就简直等于说：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大家都让点步，也都得点好处，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这就使人想起广州战役中大黄窖炮台守军将领战前和英军的讲价：“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这一套，万岁爷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其他官员更并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江苏巡抚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人纷纷上奏言兵，京城里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断。终于，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诏，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专办攻剿事宜”！
这下子伊里布方寸大乱。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为补救。碰巧，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英军居然主动同意撤兵。这样的大功岂有让给裕谦之理？于是伊里布就由司令员变成了小说家，也就有了前面那个故事。
谁知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动作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进剿，你他妈的却迟迟按兵不动，总说时机未到准备不足。现在好嘛，让这一小股本可“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账，但那种“
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难道不正是谎言的催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逼出来的。
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又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而且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弋”，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弋”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1841年3月12日至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勃然大怒：“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出路。”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三
相比较而言，奕山的运气要好得多。当然，他撒谎的本事也大得多。
奕山也是一到广州就撒谎的，其“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
奕山说，据守城士兵报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参将熊瑞探头一看，见有夷人头目数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来翻译询问。这才知道，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听了，便大喝一声道：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一听，就摘去军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扔在地上，望着城墙就行礼。我方翻译官就下城去问他，说你们这些家伙抗拒中华，屡肆猖獗，到底有什么冤抑？原来，英夷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那就没法活了。只因“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只好跑到此地来，“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夷等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将胜败战和的关系完全反过来了。赔款求和的败将成了摆谱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强盗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怜兮兮。这可真是从何说起！
当然，奕山的“成功”主要还不在他的谎撒得有多“圆”（伊里布和杨芳的谎撒得也很“圆”），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发生了变化。道光是一个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只想得过且过（即所谓“守成”）的人。他对这场战争，既无必胜的信念，其实也无必胜的要求。他最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衅端何时可弥）；最担心的，是不要没完没了，因为那样太费钱。他曾对伊里布说：“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为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的。在同一段朱批中，他还对伊里布说：“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从这一意义上讲，除了不该赔款外，奕山他们还真没什么错。
那么，同样是“设法羁縻”，同样是“恳请通商”，伊里布和杨芳怎么就错了呢？原来，道光皇帝的底线，除了“志在通商”以外，还有“又称诉冤”一条。然而“英夷”的表现却让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没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嚣张，简直就是“桀骜不驯”。如此“不识好歹”，岂能不狠狠教训、迎头痛剿？所以，伊里布“收复”失地，他不喜反怒；杨芳奏请“以通商换和平”，他不依不饶。但等到奕山签订城下之盟时，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何况奕山的谎撒得多么好啊！
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英夷”既然并非是来“申冤诉苦”的，当然不会因此就像奕山说的那样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们更加嚣张猖狂，趾高气扬。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国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被内阁免职（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到达广东，驻节澳门（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当日即发出照会，要求重开谈判，并声称在英方感到满意之前，英军将不停止进攻。8月21日，英军主力果然向北开进，璞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战舰由粤北上，一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刚刚开始的架式。
这就离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远了。但奕山的办法是继续撒谎。奕山等人说，义律之所以获罪，是因为“连年构兵”（事实正好相反，义律被免职，是因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认为他过于“软弱”和“谦卑”）。义律心怀不满，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准通商之事告诉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复照，便匆忙“出洋北驶”。义律的鬼心眼是：璞鼎查倘若北上恳求码头，很可能开炮启衅。战争一旦打起来，他就犯了和义律相同的错误，义律也就正好“为己卸职”。好在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向“副领事”（其实是秘书）麻恭传达圣谕，并行劝阻。麻恭听宣后也频频“点头称善”，表示如能中途赶上璞鼎查，“定当遵谕传知”云云。
这又是连影子都没有的弥天大谎，然而道光相信。因为他自己御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这么勾心斗角的。何况在奕山等人的笔下，义律、麻恭等“夷目”无不“情词恭顺”，当然也就不会把这十万火急的军情太当回事了。
奕山等人又一次蒙混过关。
四
奕山的谎言骗得了皇上，骗不了他的邻居。就在广州城大小官员弹冠相庆的时候，一省之隔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便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这一回璞鼎查北上时，颜伯焘也没有上奕山的当。他并没有相信奕山的鬼话，也没有放松对英军的警惕，而是在厦门严阵以待。
厦门战役可谓惨败。因为这一回，清军是有足够准备的。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战备。3月2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便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五个月，耗银一百五十万两，终于将厦门建成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战争是在8月26日打响的。下午一时四十五分，港内风起浪涌，英舰纷纷起锚进攻。颜伯焘则坐镇城中，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三面兜击”来犯之敌。经一小时二十分钟炮战，鼓浪屿三座清军炮台被敌打哑。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即开战两个小时后，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十五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未久，全岛各阵地均告失守。
绝望的颜伯焘和兴泉永道（管辖兴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台）刘耀椿“同声一哭”，然后率领文武官员连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厦门城。此战，清军战死总兵一员，副将以下军官七员，士兵难计其数，英军则仅战死一人，伤十六人，然而颜伯焘的战报却说自己击沉英轮一艘、兵船五艘！
颜伯焘曾是铁杆的“主剿派”。1941年初，颜伯焘刚刚就任闽浙总督，就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启用已被罢免的“鹰派”官员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这等于是指责伊里布“剿贼不力”。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老上司。颜伯焘如此翻脸不认人，只能解释为他对伊里布按兵不动的“鸽派”倾向不满，同时也说明他确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这时，他和刘韵珂、裕谦（江苏巡抚）这些“鹰派”（主剿派）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这些“鹰派”官员也都是有一颗“忠君报国”之心的。
但是，厦门战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调了，改为撒谎。因作为败军之将，他比谁都清楚：“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对朝廷说，也就只好撒谎，与被他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
和颜伯焘相类似的官员将领不在少数。比如接替颜伯焘任闽浙总督的广东巡抚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满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调了，还和杨芳一起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进攻鼓浪屿，怡良却阳奉阴违一再敷衍。他对手下说：你们只许严防死守，不许贪功挑衅。如果我们这边开火，“英夷”一定会“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对抗”，这样我们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祸了。怡良的官职是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辖地。只因为浙江军务此刻不归他管，便如此以邻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话，此真不知“是何肺腑”！
怡良其实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说：“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身接触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出场的耆英、牛鉴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牛鉴刚刚出任两江总督时，也都是唱高调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便变成了“主抚派”的顶尖人物。
对此，茅海建先生说：“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其原因，他认为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高调。其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战区的地方官身临其境，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问题是他们谁都不说，因为谁说谁是“汉奸”，谁说谁是“奸臣”，谁说谁是“卖国贼”！要知道，他们毕竟是帝国时代的人。帝国是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它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一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基调就是：大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汤的，大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而大清皇帝是永远圣明的。因此，一切来犯之敌都是应该而且可以“迎头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那英吉利则不过“蕞尔岛夷”！“夷”已不足畏，何况乎“岛夷”？所以，谁要说“夷务不可为”，那他就必是“汉奸”无疑！那么，谁又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五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十四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三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
刘韵珂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挡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在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这话很可能打动了道光皇帝。的确，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于是道光皇帝批曰：“所奏不为无见。”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
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惟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三十七万元，1856年、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十二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六
如果说倡言“抚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一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其中最可笑的，则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即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而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近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事实是：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督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无计可施的耆英等人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也实在不知是为何人。而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
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的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等人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七
读《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
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众所周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样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二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二时许结束。在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显然被夸大了。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即使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
就因为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和谐）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
